摩根士丹利前雇员杜军内幕交易罪成立

　　头发灰白、身材发福但仍旧西装在身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前雇员杜军，神情凝重地坐在香港法院庭审席上，40岁的他遭遇的不仅是令人羡慕的投行生涯已到尽头，而且还有严厉的司法制裁。

　　杜军上周末被香港法庭裁定10项涉及内幕交易控罪成立。法院法官陈庆伟 (Andrew Chan)认可了香港证监会的主张，即杜军曾利用为中信资源(Citic Resources)提供顾问服务时获得的内幕消息进行交易。香港证监会(SFC)将此裁定称为自两年前其强化执法体制以来“意义最重大”的一项裁定。

　　“越墙”

　　杜军曾在2006年至2007年5月期间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固定收益部门董事总经理，他曾是摩根士丹利负责处理与中信集团及其油气子公司中信资源的“顾问”。

　　摩根士丹利当时正争取从中信获得一项债券发行项目(代号为Jumbo)以及对冲业务(代号为Colorado)。后来，摩根士丹利与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一起获得了Jumbo项目授权，但Colorado项目没能成功。杜军获罪就与这一交易有关。

　　CBN记者曾与一位摩根士丹利前雇员交流，当时记者问，作为摩根士丹利内部雇员是否知道很多上市公司的内部消息。这位前雇员带着投行雇员特有的优越感，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这家著名的投行内部存在严密的“防火墙”、“隔离墙”机制，不同项目组的人无法获知其他项目的情况，每桩交易都有不同的代号，个人和亲属的账号都要上报，而且个人要买卖任何股票都要上报公司，经过审批后才能交易，还有一定的锁定期。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杜军的“翻墙术”其实也并不高超，他的做法不像一位专业人士经过精密策划后的行动，更像是一时兴起的做法，他似乎根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顾虑，因此业界人士都惊诧于他以这样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方式“落水”。

　　中信资源于2007年5月公布购入油田相关股权，而在2007年2月15日至4月30日期间，杜军先后九次买入共2670万股中信资源股票，涉及金额达8600万港元。5月中信资源的消息公布后，股价上涨。杜军则卖出先前买入的1300万股中信资源股票，获利3340万港元。

　　杜军被认为参与了2006年至2007年摩根士丹利与中信资源的两个合作项目。控方通过考察、分析大量录音、邮件等证据，肯定杜军在2007年2月确实得到了并非公开的内幕消息，并且存在“越墙”行为。

　　在审判期间，一位黑莓手机专家也成为证人，证明杜军留下了电子痕迹，曾打开过敏感电子邮件，并显示出他曾将屏幕滚动至哪一条信息的什么位置。

　　事实上，杜军在看到邮件后，只是打电话给摩根士丹利的一个审查人员，而摩根士丹利的监察部却误以为杜军想买入中信泰富(21.45,-0.10,-0.46%)股票，于是批准了他的申请。

　　欲望

　　杜军是被摩根士丹利举报的。摩根士丹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前员工的不当行为违反了其价值观和政策。摩根士丹利希望所有员工都能保持最高道德标准。但摩根士丹利并未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

　　有投行人士形容，在投行赚钱就如同在海里饮水，喝的越多，越感到口渴——当你看到美国的投行老大过一次生日就花上百万美元请歌星到场献歌，只为博众人一乐，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还是个穷人。跟投行谈“那种道德”，就如同让老虎吃素。

　　而投行也极度鼓励雇员“化贪婪为动力”，高额的奖金永远都是华尔街最好的兴奋剂。但面对内幕交易的诱惑，杜军没能对自己多默念几遍“伸手必被捉”，他满足自己“贪念”的方式穿透了摩根士丹利“严密”的制度，踩了雷区。

　　值得注意的是，杜军在进行了内部交易后，仍有可能让自己免于牢狱。杜军是在2008年7月10日从北京抵港时在香港国际机场被拘捕，当时他早已离开了摩根士丹利。

　　他返回香港只是为了取走一些私人物品。当他把证件插入机场海关阅读器，拇指放在指纹扫描仪上，迎接他的不是打开的入口闸门，而是前来抓捕他的警方。现在，他可能面临最高7年监禁，最多1000万港元(合130万美元)的罚款。

　　假如当初他留在北京，香港方面将无法对他实施抓捕。香港法院的一份文件指出，即使是信函也很难寄到杜军手中。

　　杜军是北京人，本科就读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后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2001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他曾经就职于香港美林证券。

　　为了给杜军辩护，辩护律师甚至提出，杜军通过内幕交易只赚了约200万港元。因为虽然杜军于2007年7月份卖出半数股份，获利3342万港元，但时至今日，杜军手上仍持有其余半数股票，亏损严重。盈亏相抵，杜军凭内幕交易所获实际利润只有约200万港元。当时此言一出，全场为之诧异。

　　事实上，获利不多并不能为杜军的内幕交易罪开脱。上周末的庭审结果显示，他被指控的10项罪名均已成立，审判结果将在本周内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