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复苏后的走向与选择（上）

　　■寻找经济复苏新动力（１）■韩康

　　今年６月２２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在一份正式文件中宣布，中国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已经开始复苏”，同一天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宣布中国经济总量将在２００９年超过德国，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强烈反响。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回暖和复苏的主导性趋势已经形成，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列车已经毫无悬念地走上持续增长的轨道了。我们面临不稳定、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经济问题仍然很多。

　　当前比较突出的宏观层面的问题是：出口增长形势依然严重。外贸出口继续下降，１—７月的出口都是两位数以上的负增长，５、６、７三个月的同比增长分别是－２６％、－２１％、－２３％。同期的进口也一直是两位数以上的负增长。由于全球经济全面回升尚早，短期内很难指望恢复危机前的出口增长。工业增长基础并不稳定。当前主要问题是企业效益下降，亏损比较严重，不良资产的压力增加。今年第一季度２２个省规模工业实现利润下降３２．２％。钢铁行业有４０％的企业亏损，化工业利润下降１９．５％，１９家重点汽车企业利润下降４８．８％，７１家重点有色金属企业净亏损４．９亿元等。采矿业和金属行业，同比跌幅超过６５％，轻工业利润也出现下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与国有企业仍占主导地位。５月份国有企业占内资投入的３４．８１％，私营企业占２１．０５％。中小企业仍面临融资方面的实际困难。 政府财政收入下降没有根本改变。１—５月，国内几项重要政府税收项目都出现增长持续下降，其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印花税分别下降４．７％、８．９％、３６．９％、３９．８％。尽管５、６、７三个月财政收入出现正增长，但１—７月同比仍然是负增长。财政收入的持续下降，给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后续性投入增加了困难。没有财政收入增长的支持，应对金融危机的后续性投入就只能大量依靠发债。

　　当前中国经济一个最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国际上各方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政府迅速动员起来的大规模投资能否持续拉动增长？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最优选择的经济政策，也没有一种经济政策可以是毫无成本的；即使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经济政策，也要看这个政策使用的合理限度和能否与时俱进的合理调整。中国政府的反危机政策也是一样，同样需要用这种观点加以看待。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杀手锏，是中央政府在很短时间内动员起来４万亿元人民币的反周期投资。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指导下，这个反周期投资伴随着一个超常规模的巨额资金投入。今年１—６月，国内银行新增贷款达到７．４万亿元人民币，不但远远超过同期增长水平，而且超过了原定５万亿元的全年信贷控制目标。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规性货币供给，在非常有力地刺激和拉动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既有事先预料到的，也有未预料到的。同时，对发生的问题应该怎么看，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目前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一，关于超常规的货币供给已经产生了通胀预期的问题。

　　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遏制经济急速下滑，政府采取宽松的货币供给政策刺激需求，是有道理的。在危机对经济影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这种货币供给宽松程度放得更开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根据费里德曼的“恒定货币数量原理”，在一定的经济生产条件下，无论什么理由的货币过度供给，都会引发通货膨胀，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货币供给宽松的合理“度”在哪里？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反危机货币政策，即所谓量化宽松政策，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的宽松度是前所未有的，在２００８年的经济总量为４４０００多亿美元的背景下，今年前两个季度的新增贷款超过７．５万亿元人民币——约１００００亿美元。这个巨大的货币总量供给的宽松度是合理的吗？我认为问题应该两面看。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增长急速下滑，在这个时候打破常规性货币供给规律，采取超越常规的货币扩张政策，是一种很难避免的选择。中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止跌回升，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超越常规”上。根据国内以往的常规经验，如果广义货币Ｍ２增长连续多个季度超过１８％以上，必定在后面的时间带来通胀。今年１—７月Ｍ２的平均增速已高达２３．２％，６月份达到２８．５％，６个月的信贷总量达到创纪录的７．５万亿元人民币。如此超越常规的货币扩张，既超越了政府以往宏观管理的常规经验，也超越了企业和老百姓家庭的常规经验。谁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敢说这样的选择没有风险。在“无常规经验预期”的情况下，“恐慌预期”就很难避免。由此，尽管目前国内实际物价水平还比较低，可仍然产生了普遍的社会通胀预期。当前股票价格大涨大跌，房地产价格逆势大涨，燃油、钢铁价格快速上涨，就是这种社会通胀预期的一种经济反应。未来可能发生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绝不可低估。现在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是，在今年年底和２０１０年上半年经济全面回升之后，新一轮通胀预期也相继开始并不断增强，很可能出现一种伴随通胀的新一轮增长。

　　同时，为了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滞后效应，货币扩张总要有一个适时收敛和调整，这个收敛和调整的“点”定在什么时间，既不能提前也不能滞后，是一个很大难题。但无论如何，现在绝对是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现在国内政策研究领域和学术界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完全无须担心通胀问题，因为现在消费物价和生产资料价格还在负位运行，继续实施财政扩张政策对货币供给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如果骤然减少货币供给，就会严重影响政策的后续实施。第二种观点认为，超常规的货币发放和过度充裕的流动性，已经导致了很强的通胀预期，经济复苏之后可能出现乘数效应突然放大，如果继续维持现有政策不变，必定在增长进一步上升过程中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第三种意见认为，当前面临信贷需求压力和通胀可能性的两难选择，不能简单地二选一。宽松货币政策不能放弃，但同时需要在持续强度和信贷结构上适当调整，例如逐步降低信贷增长水平、央行加强收回流动性、防范国外热钱大量流入、加大中小企业和市场化信贷投资的力度，等等。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在这里，我认为特别应该警惕近年来在我国反复发生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因为这种通胀现象同我们的发展机制有密切关联。我国工业增长方式对资源产品的依赖度很高，同国际市场价格的关联度也很高。这种情况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现在国际油价从危机后的每桶３０多美元在很短时间内上涨到７０美元左右，导致中国两次调整国内油价，已明显影响国内价格变动。随着投资和生产的进一步增长复苏，肯定会在推动资源性产品和消费品成本上升方面体现出来，很可能导致再次推动成本型通胀。根据中国的消费传统，第三季度是消费淡季，实际需求推动ＣＰＩ的压力并不大，食品和消费品价格的走软仍会主导ＣＰＩ走势。由于国内燃油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再次上调，ＣＰＩ在８月份有可能转为正值。进入第四季度特别是１２月份随着居民消费旺季的到来，形成消费品价格连续上升，在年底和明年拉动ＣＰＩ大幅上涨的风险绝不能忽视。

　　中国经济未来的一段时间，存在着一个增长和通胀谁能最终跑赢的问题。有四种可能性。１．持续稳定增长，只有低度通货膨胀；２．持续稳定增长，高度通胀随之而起；３．增长趋缓，通胀持续上升；４．持续稳定增长，出现中度和可以承受的通胀。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很小，第三种可能性即滞胀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二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这里最好的结果是，经过合理的政策调整，最终增长在基本面跑赢通胀，出现第三种情况。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