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发布“退出”指导意见 金融援助成本或低于预期

　　记者 陶冶

　　IMF认为，全球金融救援的成本可能大大小于公众预期，对财政赤字的影响也相对有限，关键在于各国能否很好地控制因为干预行为而带来的政府风险放大。

　　本月15日，早在G20伦敦金融峰会即立下军令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终于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针对各国退出金融业救援的指导意见。尽管最终方案还有待其在下月初与世界银行召开的秋季年会及下月29日该组织在华盛顿召开的高级别会议上进行更详尽的讨论，但有关退出的基本原则已大体确定。

　　救助成本取决于政府所为

　　目前，IMF对于“退出策略”的表态是采取行动仍为时过早，但制定详细退出计划已刻不容缓。IMF财政事务部资深顾问艾德丽安呼吁，眼下已不能停留在明确“退出”目标这一阶段，而是要设计出通往目标的确切路线。就现阶段而言，首先要从合理管理过去一年间政府和央行接手的金融机构资产和风险开始，然后再逐渐去除这些资产和风险。

　　IMF认为，全球金融救援的成本可能大大小于公众预期，对财政赤字的影响也相对有限，关键在于各国能否很好地控制因为干预行为而带来的政府风险放大。这些风险包括政府可能要为其给金融机构提供的无偿担保埋单，企业和个人可能需要使用政府承诺提供的贷款工具，央行发出去的贷款可能违约，政府接管的资产可能贬值等。这就意味着政府干预的最终成本取决于政府现阶段的所作所为，包括其管理资产和风险的能力。IMF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在“继续支持金融部门以保证其发展需要”和“收回部分支持工具以节省开支”这两者之间实现微妙的平衡。

　　全面、渐进、透明成“退出”关键

　　在IMF的“退出”策略指导意见中，有三个关键词不容忽视，即：“全面”、“渐进”、“透明”。

　　所谓全面，IMF强调在救助金融业的过程中，不止是政府，包括央行和其他公有部门如主权财富基金等也都作出了努力甚至付出了代价，因此必须要在一个更宽泛的框架内考量风险，即对所有相关公有部门的资产、负债乃至表外风险进行有策略地管理，以确保其在未来的经济生活中能够独立、正常地发挥作用。

　　所谓渐进，是指各国要在达到特定前提后才能开始实施“退出”计划，通过一系列可监测的指标来判断在不提供支持的情况下能否保持金融稳定，是否已实现稳健的金融监管，金融市场信心是否已彻底恢复。整个“退出”过程应循序渐进，可以从收回多余或无效的工具开始，然后在条件进一步成熟时使用市场激励机制（如价格调节）来降低政府支持的吸引力，之后逐渐将风险转移到私有部门（如上调贷款利率、去除担保补贴以及各种流动性支持工具等），最后明确资产处置方案，包括制定相关激励措施实现私有部门资本重组。

　　所谓透明，强调的是政府沟通策略的重要性。事实上，有分析人士指出，各国到目前为止始终强调要考虑“退出”，但鲜有确切方案出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惊吓市场。IMF认为，与其他政策制定者及金融市场保持良好沟通可以明确后者对于整个“退出”过程的预期，这是维持信心的关键。目前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已经发布了全面财政风险报告，包括政府提供的担保以及对于潜在损失的预期。此外，保持“退出”政策的透明度也是确保在此过程中坚持部门间以及国家间保持协作的重要前提，从而有助于最大限度避免市场意外扭曲和跨境及跨部门的套利行为。

　　央行与政府“退出”重点各异

　　在提出原则性指导意见的基础上，IMF着重强调了央行和政府各自在“退出”策略中的首要任务。其中，央行的任务包括评估新的风险和资产负债表错配，并在此基础上修正现有的资产和负债管理方法；通过缩小资产负债表或将风险资产转移给政府的方式来降低信贷风险，从而将这部分资产和风险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在条件成熟时，调整央行贷款和流动性工具条款以保护其自身的资产负债健康。

　　政府方面，首先，要明确管理资产的框架，即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或分散资产的方法予以处置；其次，设定参与资产管理的规则，包括购买、出售资产以及资产的定价和操作规则；第三，从担保成本中解放出来，可以收取一定金额的担保费或者制定恰当的激励措施来降低政府担保的吸引力，并且从预算拨款中支付可能因担保引发的赔偿成本；第四，考虑对现有债务进行再融资，以期在具有成本效益的情况下延长债务期限；最后，维持机构间的公平竞争环境以确保资产处置过程的公允。

　　公允价值仍是资产定价法则

　　对于业界和学界普遍感到头疼的资产定价问题，IMF重申采用公允价值原则的重要性。该组织认为，精确的资产和负债定价对于了解金融救助给政府及其他公有部门财政偿付能力带来的影响至关重要。

　　那么，如何判断一国的“退出”努力成功与否？IMF专家组提出了几个关键标准：第一，政府在出售所接管资产时应力求纳税人回报最大化，同时降低因提供担保而承担赔偿责任的几率；第二，央行应通过收回贷款工具以及取消对特定信贷市场的支持来维护独立性；第三，归还央行负责货币政策的权力和政府安排预算的权力，加强监管框架；第四，恢复私有部门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让它们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风险、获得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