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雷曼破产。雷曼破产，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标志着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全球经济高增长局面戛然而止，标志着全球经济衰退不期而至。

　　雷曼曾经是金融创新的“出头鸟”（当然有比雷曼更激进的）。

　　雷曼破产虽属咎由自取，但对此也颇有微词。“阴谋论者”指雷曼宣布破产前后几小时，受到欧洲基金的狙击，其破产是人为设计；“权贵经济论者”指雷曼是为保高盛，是假政府之手为高盛消灭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并迂回AIG向高盛输送利益；“自由市场论者”指何止雷曼，“两房”、AIG及其他类似机构也应该被市场驱逐……

　　雷曼破产的代价包括“精神代价”和“物质代价”。雷曼破产的“精神代价”，是全球范围内的信心危机——对一种商业模式甚至经济制度的幻灭，并由此导致“物质代价”——美国政府787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且还不算完）；若加上其他国家的救市成本，雷曼破产引起的累积物质代价堪称“天价”（预计不低于10万亿美元，且也还不算完）。

　　既然雷曼破产引发全球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而雷曼自身资不抵债的金额仅200亿美元左右，那么，雷曼可不可以不破产？换句话说，如果花“小钱”救一下雷曼，全球是否可能躲过此一劫？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

　　虽然今年今日我们当一把事后诸葛亮，计算出雷曼破产成本是其不破产成本的上百倍，但雷曼当年不能不破产。否则，明着说，保尔森无以惩戒道德风险，无以维护市场经济的铁律；暗着说，保尔森无以逼迫国会出手救市，无以捞取民众选票（最后捞到没捞到是另一回事），无颜见江东父老（高盛同胞）。

　　反思之一：道德风险与金融海啸孰轻孰重？且按保尔森明着说的理由——惩戒道德风险，惩戒是惩戒了，但保尔森可能没有料到的是此后的金融海啸；当然也可能料到或料到了一些，但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一年后人们却要问，当时的道德风险和后来的金融海啸孰轻孰重？还有没有既防止金融海啸又惩戒道德风险的办法？全世界几十亿人，不会都像保尔森这样无能吧？世界之大，布什怎么就认识保尔森？

　　反思之二：不必谴责保尔森。雷曼破产引发金融海啸，但人们不必也不应谴责保尔森。且不说上学要交学费，就是揪出麦道夫，揪出如此这般多的有毒资产，也值。否则，再拖延上几年，有毒资产势必产生“雪球”效应，那时再谈救市，岂止万亿、10万亿了得？不是说全球衍生产品达600多万亿美元吗？因此，人们不但不应谴责保尔森，好像还应给他记上一功？

　　反思之三：保尔森为什么如此无能？惩戒道德风险的代价是金融海啸，如同泼洗澡水泼出去了孩子。那么，保尔森为何如此无能？今天人们再深入分析，发现除了前面所述个人操守、水平低下等原因外，还有一条就是民众不答应、媒体不答应。

　　民众为什么不答应？眼界所限，民众只能看到雷曼的小账，图一时之宣泄，看不到全球的大账；媒体为什么不答应？利益使然（或曰新闻价值使然）。布什、保尔森为什么挺不住。因为他们是以“客”之身从政，只会考虑“客”的利益，不会考虑全局，不会考虑长远。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就是美国的制度也决定了布什、保尔森“无能”。这就需要考量一下美国的制度。

　　反思之四：美国是否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客观地说，当年华盛顿、杰弗逊等为美国所设计的这套制度，还是大体符合美国国情的。但任何事情都是钱币的两面，美国制度的另一面缺陷，也是需要弥补的。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金融危机迫使美国不得不尝试了一下“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按照民主的去向探寻政治体制改革之路的同时，美国是否需要按照“集中”的取向也探寻一下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呢？

　　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如果美国不从雷曼破产中吸取教训，不从自己的体制上找找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就有可能成为“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拐点。(本文系作者为本次会议提供的演讲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