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员工眼里的李开复是一个好老板。去年11月，他去印度出差，经过20小时的转机飞行，他到达班加罗尔机场才发现秘书忘了给他办理印度签证，折回北京后，他没对秘书发火，只是告诉她“下不为例”，秘书自己倒是哭得难以自持，一直耿耿于怀。为化解秘书的愧疚，李开复几天之后在出发去昆仑饭店参加会议前，故意去问秘书，“请问昆仑饭店的签证帮我申请了吗？”大笑之后，是下属被化开的心结。技术人员眼里的李开复是个懂得工程师文化的管理者，他最经常对工程师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另一句话则是，“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一位高管和两个普通谷歌工程师都想到做音乐搜索却得不到其他人支持，他们去找李开复，李对这个产品也很疑惑，但是他说，“如果你理解了其中的困难之后仍愿意投入，那我就支持你。”后来音乐搜索成为谷歌的一个重要产品。

　　这样一个人有一天突然离开谷歌创业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第一、他的秘书坚定地要跟他走，他答应了。其他人也提出想跟他走，他婉拒了，因为留在谷歌的待遇更加优厚。

　　第二、工程师们对其趋之若鹜，在李开复宣布离职创业的当天，创新工场收到7000封求职信。

　　第三、媒体对李开复创业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即使是平日里最尖刻的评论者，对于李开复此次的辞职创业也只是提出善意的提醒。

　　第四、还有比这更完美的辞职创业案例吗？

　　上一次李开复辞职同样轰动全球，李开复也因此成为媒体封面人物，但那不是他的个人意愿，当时的李开复只是微软和谷歌这两大巨头之间斗争的夹心饼。

　　在9月5日离职消息泄露之前的两周，李开复每天晚上3点会醒来上网，除了查收投资人的邮件，更重要的事情是“看看网上有没有负面新闻，消息有没有泄露出去。”李开复显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次离职充满了危机。”他感叹，随后他反问，“你不觉得吗？”

　　外界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翻阅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对李开复的评价，使用的“最负面”的一个词汇也只是“争议”，而所谓“争议”，不过是暗指李开复善于经营名声，乃至有些炒作成分。李开复爱惜名誉众所周知，在谷歌中国几年，谷歌不时遭受明枪暗箭，最让李开复难以释怀的是对他个人私德的恶意攻击，例如谷歌公司一次集体晚交个人税款被演绎成“李开复逃税”，这样报道让他“很受伤”。很难指责李开复爱惜名誉有什么过错，李开复经常去大学演讲，如果事关谷歌的推广和招聘，相关费用由公司支出，如果只是个人性质演讲，他会自己承担费用。

　　李开复对个人品牌的小心呵护在他自立门户时收到了回报。他的创业计划5年耗资8亿人民币，当他拿出自己的创业计划时，风险投资商中经合集团立刻同意了投资入股，认识了8年的朋友，鸿海集团郭台铭也成为了李开复创业项目的最大股东，据说鸿海向李开复的创新工场投资了500万美元。

　　郭台铭甚至是李开复创业的一个重要推手，2009年他们沟通的一个重点是互联网。在过去，制造业大佬郭台铭的思路是“硬的才是大生意”，软件、互联网不是大生意。2009年5月，郭台铭甚至专门跑到北京找李开复聊Google的商业模式跟文化，“我都不是很确定软件跟互联网到底能不能赚很多钱，这次我相信了。”郭台铭曾经问李开复，你会不会出来开这样一个公司，我很想来支持你。

　　李开复又去找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以及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时，也得到了他们的投资支持。柳传志提了个问题给李开复：你把创业者跟创业想法分开了，会不会让他欠缺激情？李开复做了一个简要的回答。一个月时间，李开复已经凑齐了前期所需的2亿元资金。

　　李开复说：“这次离职充满了危机。”

　　采访结束时，我们问李开复：“在你职业生涯中，哪一次是你最凶险的一跳？”

　　李开复说：“还是微软那一次。”

　　但是，李开复的创业一跳，最“凶险”考验在后面。

　　李开复从2008年夏天开始考虑结束自己的经理人生涯，从一个大学教师，到加盟苹果、SGI、微软，并最终成为谷歌的全球高级副总裁，李开复的职业经理人之路在谷歌已经走到了最高点。但是在度过开创谷歌中国的激情时期后，在谷歌的最后一年李开复萌生退意。与微软一样，谷歌在中国的商业运作被诸多政治因素所影响，而谷歌在全球的一贯做法又与中国当地的政策有着种种冲突，这导致谷歌在中国动辄被罚，微软在中国受挫之后，比尔·盖茨和鲍尔默还不时前来中国修补示好，而谷歌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布林与佩奇至今尚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他最初的选择毫无悬念，像许多职业经理人那样筹集一笔基金从事风险投资，就在他快要找到投资人的关口，雷曼兄弟轰然破产，计划中的风险投资基金顿时没了下文。不与谷歌续约又不去做投资，摆在李开复面前的路剩下三条：去另外一家跨国公司，去民营企业，去创业。

　　这四条路径也是“打工皇帝”唐骏眼中的明星CEO的关键退出路径，甚至是“一种无奈”，唐骏向《中国企业家》解读说，去跨国公司，“你必须要比原来的企业好一点，职位要稍微高一点，一般都是很难。关键是，你是微软的，到IBM还不一定做得来，IBM还不要你，HP的你到微软来，微软也不一定要你，这个很尴尬。”

　　去民营企业，唐骏说，“民企的道路是非常坎坷，艰难，而且是很不容易，不是一般的水土不服，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能叫落差，巨大的差异。”

　　去创业，唐骏认为，“这是最艰难的路径。要做出一个三到五家的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小成功的公司，是很难的一件事，也许一家都做不了。难题在这个公司是不是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是不是可盈利的商业模式，是不是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选择最险那条路的李开复在拍摄照片时，向我们吐露了心声，“我不想再有老板了！”

　　他想过用一小笔资金从事天使投资，这是因为他看到美国科技创业公司有40%的投资来自天使投资。美国硅谷的创业模式是建立在一个信息流畅、人脉资源丰富的环境之下，“因为聪明人都认识聪明人，很开放，愿意分享信息，有Idea找一个VC，有人帮你牵线，你自己牵线，一下就拿到钱”。而“中国人相对比较不愿意分享信息，我有好的点子，我不告诉你，我认识好的人，我自己留着，我不介绍给你”。

　　不过李开复并不甘于做单纯的天使投资人，“可以说周鸿、雷军，或者邓锋在扮演这个角色，李开复加入这个行列。但是从三个天使变成四个天使，帮助不大。”他想，“能不能规模化天使？”

　　今年6月，李开复在住院的时候回想自己这一生，“哪些时代我最快乐？”得到的答案是“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创造Google中国的时候，还有就是创建微软研究院的时候，这两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于是他想到了做“一个公司是我永远在创造公司。”

　　两者结合，他决定做一个创新工场，批量制造创新公司。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行业是创新工场重点关注的项目。

　　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就像是一个科技公司和天使投资的混合体，他自己称其为“有组织的天使投资和创新产品”，在这个平台上，李开复的任务是“整合”，“我分别要来优化好的想法，好的创业者，好的工程师。”他说，一旦项目孵化成熟，创新工场将会对其投资，并且将整个团队剥离出公司，独立出来的公司可以接受风险投资走上市的道路，也可以被出售给其他公司。

　　这种模式可以充分发挥李开复在高科技项目上的管理经验，各种资源整合优势，正如他在谷歌所做的。不过这个看起来理想的模式目前看来也有着明显缺陷，例如提出项目的人最后未必是项目的主导者，这显然会伤害创业者的动力。还有，在创新工场平台上的创业者并不需要自己投资资金，相反，他们还能在创新工场里拿到一笔足够生活所需的工资，这样会不会导致创业者的潜力得不到足够的激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李开复回答，“我觉得可以让他出钱，但是我觉得要看个人的经济状况。”创新工场的模式还有很多盲点，李开复并非没有看到，“我也可以考虑，但是这是未来的，现在什么都考虑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做事情了，其实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理解一个道理，你不可能一网打尽。”他说。

　　这些问题并不真正值得担心，商业模式的调整空间很大。最大的麻烦其实在于，李开复这个模范职业经理人，能够在自己创业时找到狼性，有足够“狠”劲吗？

　　“节省、拼命工作，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狠。”李开复回答。他举例说，当初在买创新工场域名时，对方开价2600美元，就是这个看起来完全可以接受的数字，李开复最后硬是把价格砍到了1000美元。公司的办公场地也是他自己去谈判。“我找回了我的激情。”他说，“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但是我一点都不累。”

　　接下来，他用一长串排比句展示了自己“狠”的一面，“我能不能把表现不好的人Fire(开除)掉？毫无疑问，过去我也可以。我能不能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去欺负竞争对手？这个我不能。我能不能比较本土化的去做事情？我绝对可以。我会不会拼命工作，然后要求员工也拼命工作？我会。我会不会拍桌子骂人？我不会。但是我会不会用很严格的标准去告诉员工，你如果达不到这个，会有严重的后果？这个我会。”

　　曾经创业过的唐骏，这样看李开复的创业大敌，“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中国不缺市场，中国不缺人才，但是中国就是缺真的可能把握市场机遇的这些人。”

　　自己买域名、自己租场地、亲自给工程师买盒饭，李开复从来没有挺起身段摆谱，但他能像中国的创业者敏锐发现、野蛮生长吗？

　　“其实我们的赌注就是我能看得清楚那些工程师、创业者和想法，然后我能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这个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我的。”他说，“同时我也承认那种过度野蛮，尤其下三滥的事情，可能是我比不上其他人的地方，我希望前者比后者远远更重要。”

　　不过他话锋一转，“我可能能做的那些野蛮的东西，超过你的想像。” （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