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大学？

　　——学者认为现行高考招生存在制度歧视，高等教育机会的失衡状态亟须改变

　　“有些地区的考生像吃了兴奋剂，而且在枪响以前就跑了，其他地区的考生才起跑！”这是坊间对近年来高考招生不平等现象的一种描述，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于９月１９日举办的“高校招生与宪法平等”研讨会上，这句话被一位与会学者提起后，全场唏嘘。

　　张千帆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他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呼吁“高考公平”已经很长时间了，他甚至直言：“现行招生制度违反宪法中的公民平等原则”。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法律和教育学者们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大多形成了自己的调研报告，从不同角度揭示出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高考招生存“地域歧视”

　　有数据表明，北京１．７万人中就有一个人能上北大、清华，而河南５６．７万人中才有一个人成为幸运儿，机会次数相差达３３倍；浙江孩子上浙大的机会是江西的３０倍；山东孩子上山大的机会是广东的３６倍……

　　恢复高考３０年来，录取分数线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考录取分数线都是位居全国前列，但从９０年代开始，这些城市的分数线却排在了全国之末，而且这种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

　　另一个事实是，北京、上海等经济和教育都很发达的省市，不仅拥有大量的本地所属高校，而且云集了教育部或其他部委所属高校。“这些地区的考生在录取机会上也占据了绝对优势，从而造成北京、上海等地呈现‘高录取率，低分数线’而河南等高考大省则正好相反的失衡局面，”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郑若玲认为。

　　“入学机会的巨大差距，是与公民享受平等受教育权的宪政精神和要求相背离的，”郑州大学法学院苗连营教授评价说，越是发达的地区，其得到的高考招生名额就越多，而越是落后的地区，得到的高考招生名额就越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在用贫困补偿富裕，用落后补偿发达。“招生分配名额的区域性差异实际上是高校招生制度中地域歧视的一种‘显性’表现形式。”

　　张千帆直言，“各大高校在各省市依然按指标招生，基本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前的体制”，唯一的区别在于教育部的权力已经下放到各高校，今天各校招生指标总量主要是由高校自己确定。因此，如果说招生指标体系原先是计划时代“计划教育”的产物，那么，现在各大高校和所在省市已合谋形成了“诸侯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地方化”。

　　“地域歧视”被当天与会学者频繁提起，他们都是来自北京、上海、山东以及河南等地的高校教育工作者，对高校招生中的“地域歧视”可谓“感同身受”。在山东大学法学院曲相霏教授看来，“地域歧视”实际上是来自高校招生的“人为地方化”，因此导致了受教育权机会的巨大差异。

　　以浙江大学为例。在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并入浙江大学以前，“老浙大”的浙江籍生源不到总生源的３０％，但是经过合并以后，浙江大学的浙江籍生源迅速攀升，有几年甚至超过了７０％。

　　来自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刘练军博士痛陈：“这种转变委实有点离谱！”并认为浙江大学的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国立”性质，成了“浙江人的浙大”，外地生源成为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教育部在２００８年出台了一个规定，要求“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应该逐渐回调至３０％以内”。公开的资料显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教育部直属高校在２００９年的属地招生计划都有所下调。２００９年，教育部启动“中央部门直属高校区域协调计划”，明确要求“新增的及从属地调出来的所有协调计划一律投向西部生源大省”。教育部此举被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学者称为“促进高教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努力”。

　　但是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完全打消与会者的疑虑，特别是“财政换招生”的越演越烈，让大家对高考招生的公平问题产生了更大的担忧。

　　“财政换招生”遭学者猛批

　　“财政换招生”，被广泛认为是导致高校招生地域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财政换招生”，是指高校按照当地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大小来确定在本地的招生名额。特别是一些部属重点高校，很多都得到当地政府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财政投入，高校才需要对当地有相应的“回报”，所以，在招生计划中向属地倾斜，似乎合情合理。据与会者透露，有些地方高校在银行的贷款，都是不用还的，由地方政府买单。

　　“事实上，即便认可地方对高校的贡献，这种贡献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高校对地方的贡献所抵消。”张千帆说，北京市对北大的财政或土地方面的支持是很具体、很醒目的，但是难道北大对北京市的经济、就业、人才培养、人文环境乃至观光旅游就没有贡献吗？很多高校主要由全国的纳税人供养，因而其教育资源理应按照某种公平标准在全国统一分配，换言之，至少这些大学有义务在招生过程中履行宪法平等原则。

　　当前，“省部共建”是通行的办学模式。因为有资金投入，所以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在“共建协议”中提出关于扩大本地招生比例的要求。

　　以复旦大学为例，按“共建协议”，上海市和教育部均得向复旦大学投入６亿元，因此上海市就要求复旦大学提高在上海市的招生比例；根据“９８５工程”省部共建协议，山东省政府在８年内要向山东大学投入１０亿元，这已超过了教育部６亿元的投入，因此，山东省发改委和教育厅对山东大学提出了在本地的招生比例要达到６０％的要求；南京大学在共建协议中也被明确要求增加对本地的招生。

　　“扩大招生比例是最为可行的回报方式，”与会者如是感叹，但是在公民教育权面前，这样的“回报”方式并不可取。在本次研讨会上，有学者对浙江省对浙江大学在本地的招生要求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浙江地方政府以对浙大投入不菲为由，要求浙大扩大在本地的招生规模完全是一项无理要求，四校合并时浙江省政府和浙大签署的关于扩大招生规模的协议侵犯了外地考生的受教育权利，因此在宪法和法律上，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的，在情理上是不通的。”

　　“随着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下放和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比重的上扬，高校在分配指标时很可能进一步向本地倾斜，从而加剧省市间业已存在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失衡状态，”与会的教育学者指出。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何去何从

　　对于当天讨论热烈的高考移民、农村学生占比越来越低以及对少数民族和特长生的照顾问题，与会的法律和教育学者并没有达成一致、具体的意见。但是从整个高考招生公平问题上来讲，与会者的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

　　他们认为，“整个社会处于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的状态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保障高校招生公平至少应该解决四个问题：第一，解决国家在支持高校教育过程中的政策偏向问题；第二，解决政府在招生过程中的权力边界问题，加强教育自主权；第三，解决教育资源的安排不合理问题；第四，解决高校教育与就业严重脱钩的问题。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说，高考改革存在着一系列的两难问题，较突出的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统一考试与考查品行以及选拔专才的矛盾、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的矛盾等。如果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有可能使高考改革走弯路。

　　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招生名额分配问题，刘练军博士给出的改革思路是：部属高校的招生指标应该以各省人口或参加高考的人数为基准来划定，但是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则要实行“差别对待”，依法给予照顾；高校自主招生的比例最多也不能超过总招生人数的１０％。

　　张千帆给出的“药方”是，“外国的一些制度实践也确有启发、借鉴意义，如两次考试的制度，第一次全国统考，第二次由一些高校自主联考，进一步筛选并对全国各地考生平等相待，这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方向。”

　　中国的确存在人口基数大、竞争压力大、人为造成名牌大学效应等特殊环境，免不了带来一些制度悲剧。张千帆说，我们的努力空间还很大，如破解地方保护格局，调整所谓一本、二本等不合理排序，保障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允许国外资金进入中国高教领域，调整区域高校资源使其均衡和多元化发展，等等。

　　“我们要避免在思想上的两极化误区——要么维持现状，什么都不做；要么完全不信任政府的干预，一切自己干。毕竟教育体制变迁不能脱离整个国家的法治轨道。”张千帆认为，很多事情应该马上启动，如对上述教育部“３０％政策”的保障和坚决贯彻等，都特别需要有关部门下决心、有魄力地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