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试水为财产申报的推行提供借鉴

　　今日社评

　　本报评论员　蔡方华

　　官员财产申报及公开制度一直受到人们的持续关注。近日，多家媒体报道，湖南浏阳自9月21日开始，在浏阳党风廉政网上公布了拟提职的75名领导干部的财产情况，包括年收入、房产、投资、车辆等内容，配偶及子女的基本情况、家庭住址及电话号码等也在公示之列。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视为反腐利器。我国的相关制度建设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但较长时间内并无大的进展。今年年初，少数基层地区突破僵局，大胆尝试廉政公示制度。如慈溪公开了700名副局级以上市管干部的财产情况，内容细化为24项，几乎公众想知道的内容都有所呈现。新疆阿勒泰地区则对千余名干部实行了财产申报，并在2月份对有关内容进行了有限公开。浏阳模式对慈溪和阿勒泰的做法有所借鉴，即工资收入和大宗财产完全公开，公示范围则最彻底，以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这三个地方的破冰尝试，都受到了舆论的好评，也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全面推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个人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社会里，推行真正的财产申报制度有一定难度，相应的监督也常给人无处着力之感。从多年来的反腐情况看，腐败官员的家庭财产除了可以申报核实的存款、房产、车辆之外，往往还有大量的现金、证券、金银首饰、贵重物品乃至海外账户。有的官员为了逃避司法侦查，竟然将大量现金藏匿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隐秘场所。在这种现实情形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可能“照亮”非常有限的区域，难以收到实效。这也是近年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遭遇的瓶颈之一。

　　但是，从浏阳等地的做法看，尽管财产申报制度很难触及少数官员的隐秘财产，仍然具有很强的震慑意义和监督作用。官员的主要财产情况一经申报公示，就成为可以援用、查证的公共信息，官员此后的消费、投资等活动都将受到约束。如果官员出现了与收入不符的消费活动，或者暴露出不在公示之列的新财产，都将受到舆论谴责乃至法纪惩处。这从事实上将官员的隐秘财产置于无法兑现、无法使用的境地，也大大削弱了领导干部通过不法方式敛财的冲动。更重要的是，财产申报及公开为官员的社会评价提供了信息基础，一方面，这能够让真正廉洁的官员获得上升空间，另一方面，也会让闷声发大财的少数人不再那么安全和坦然。所以，财产申报和公开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环节。

　　过去，有些人倾向于认为，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会导致复杂的局面，如在领导干部层面引发负面情绪，给官员家庭财产带来现实风险等。但是，慈溪、阿勒泰等地在缺乏法律支撑的情况下推行财产申报制度，却并没有遭遇多少阻力，也没有引起预想的负面效应，更没有领导干部因为公开财产而面临刑事侵犯。这或许说明，过去我们所强调的环境因素，很可能出自想象，而不是真实的存在。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并非在理论上看起来那么困难，更没有什么文化不适。

　　基层地区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不应该仅仅被看作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它还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尽管廉政建设在各个层面不断深入，但现有的法律和制度资源仍然不够用。财产申报制度于是应运走向了前台。这也说明，在更大范围内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不仅合乎民心，也很必要，条件也在逐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