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内，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跟随澳大利亚加息并实施政策退出的可能性并不大。我国仍需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但应更加强调动态微调，及时将市场的货币状态调整为真正的“适度宽松”

　　当世界各主要大国在G20峰会等不同场合热烈探讨“政策退出”，在执行层面始终是“时机尚未成熟”，这使得这些“退出”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只闻雷声不见雨点”，更多的只是一种调控市场预期的手段。而澳大利亚央行却于10月6日果断加息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从3.0％提高到3.25％，将退出政策付诸实践。

　　笔者认为，澳大利亚的加息并不能立即掀起世界的加息潮，但却给予世界一个政策实验和观察的机会，为世界各国下一步的政策退出提供实践依据。

　　分析支撑澳洲央行加息的主要理由，首先是，不论是从金融领域还是从实体经济来看，澳大利亚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而言较小。在英国、日本金融大爆炸之后，澳大利亚广泛吸取了各国的经验教训，对金融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变革，采取了驼峰式的管理模式，对银行和寿险公司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监管，并且设计了较为良好的金融集团监管框架，充分关注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传递和系统性风险。这使得澳大利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也使得热钱流入可能产生的危害较小。而澳大利亚的GDP降幅也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要小，且同比始终保持正增长。

　　其次，9月份的一些经济指标显示澳大利亚的经济复苏明显，一是失业率首次出现下降，从8月份的5.8％下降到9月份的5.7％，就业人数增加了4万人次；二是住房价格明显回升，住房价格指数从今年3月份的122.9上升到6月份的128.1；三是CPI的环比增长从2008年底开始持续回升，官方估计CPI同比明年一季度将达到2％-3％的官方目标区间；四是澳大利亚央行认为，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表现，推动了澳洲经济快速恢复，未来1年有望接近趋势水平；五是澳大利亚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货币政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用过于顾及美、欧等的利率政策。正是基于以上理由，澳大利亚央行选择了率先加息。加息后引发了部分套利资金的流入，澳元出现升值。

　　如果仅仅从澳大利亚加息依据的这几个指标，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如韩国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具备了加息的理由。那么，澳大利亚的加息是否会掀起世界新的一轮“加息潮”？

　　从美、欧、日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来看，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重创，目前虽然从TED等指标上看，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感已恢复或接近危机前的水平，但金融系统的功能却没有完全恢复。这种信心的建立仍大量依靠政府注资、担保等，信贷标准仍较严格，广义货币增长仍处于较低水平，一般意义上的通胀压力和预期并不明显。经济在政府大规模政策的刺激下，出现复苏迹象，但更多的与成本、费用削减有关，产能利用率较低，投资意愿不强，更重要的是失业率维持在高位，甚至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总之，各国尤其是美国仍处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过程中，储蓄率上升，这些国家短期内跟随澳大利亚加息并实施政策退出的可能性并不大。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微乎其微，在经过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等改革后，银行质量大幅提高，放贷能力显著增强，今年上半年在基础货币有所收缩的情况下，M2和信贷仍达到历史上的高增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下，我国的消费需求保持基本稳定，基础设施投资大面积铺开，房地产投资迅速跟上，经济增长快速恢复。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仍高度依赖基础设施、房地产及汽车等领域，且房地产市场价格迅速攀升，甚至超越了前期高点，房价收入比远远高于国际上通行的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

　　有鉴于此，我国仍需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但应更加强调动态微调，及时将市场的货币状态调整为真正的“适度宽松”。从边际量上看，我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已实施并实现了“退出”，但是否采取加息手段，则将取决于经济基本面、通胀水平，甚至世界货币政策动向，尤其是美元汇率及货币政策的走向。从目前来看，今年底和明年初面临的政策压力较大。今年下半年，我国应重点加强银行的管理，严格资本充足率、拨备率、集团客户集中度等监管要求，规范银行的行为，避免产生道德风险，防止出现“倒逼”机制。更重要的是，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和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防范，打击“囤地”行为、明晰“资本金”的范围，合理测算各种项目的经济可行性，清查地方政府担保等产生的隐性负债并对外明确最终的责任承担主体。或者说，通过加强对特定领域的风险管理，实现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服务对象的结构调整。与此同时，加快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步伐，提高市场的灵活性。（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