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以来首位女性获奖者

　　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这些天都在扮演圣诞老人。昨天早上6:30左右，他们电话奇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告诉这位老人，她已成为史上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获得者。

　　与奥斯特罗姆同时获奖的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这是非常高的荣誉，我非常感激。许多在我工作组的人都付出了努力，并且我很高兴我的很多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奥斯特罗姆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CBN记者。

　　大卫·普赖斯（David　Price）是奥斯特罗姆所执掌试验室的同事，他告诉CBN记者，现在这个20多人的试验室被欢乐所淹没，每个人都特别兴奋，也在不断地接外面的电话，　还在计划着怎么大肆庆祝。

　　“经济危机的确带来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可能是顺应这种思潮，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选择了经济学里比较偏思想性、偏形而上的一个分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教授如此对CBN记者评述今年的诺尔贝经济学奖。

　　公共治理“新三元结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更多被人们称为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她对制度分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在国内已翻译出版。

　　奥斯特罗姆硕士研究生雅克布告诉CBN记者，教授为人非常谦和，对于这次获奖感到很荣幸，也将之归功于同事的集体努力。从学术上讲，奥斯特罗姆治学也相当独特。她对于抽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同等重视，而且她不害怕自己的理论出错，勇于在实践中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决定了其独立运行会导致“市场失灵”，而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过程中，由于政策失误与低效率等问题，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政府和市场之外，谁能弥补？当下对于诸如金融监管、甲流防控，乃至气候变暖等全球公共事务的讨论，都涉及此问题。

　　而奥斯特罗姆教授的最大贡献，即在于此。她强调建立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有机协调配合的“新三元结构”。她并不认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或者彻底的私有化来解决公共问题，而是从博弈的角度，探索了政府与市场之外，自主治理公共资源的可能性。公民社会能有效地弥补“政府失灵”。

　　“我认为，我们能从研究中学习到关于全球气候政策的指导。公民们可以被组织起来共同维护环境。例如北京，现在的污染情况就比以前好很多。公民们自己有意识地维护环境，例如家庭成员们多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汽车，那么良好的环境让大家都受益，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不一定大家只是等待重大政策的出台，而是每个人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行动起来的，组织起来的。”奥斯特罗姆告诉CBN记者。

　　奥斯特罗姆教授已经三次来到中国，最近的一次是今年8月，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我今年夏天去北京参加美国农业经济协会的会议。北京非常生机勃勃。这已是我第三次到北京了，北京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学校现在有很多中国来的研究生，他们非常优秀。并且，我们和中国大学的交流非常密切。”奥斯特罗姆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夫妇二人十分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目前，每年都有2~3名中国学者和学生到他们创办的研究所，系统学习其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万能的交易费用

　　威廉姆森的获奖理由是，他　“对经济管理，特别是企业边界的分析”。

　　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威廉姆森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经济学界广为人知。

　　近年来，诺贝尔委员会特别青睐制度经济学家。2007年，明尼苏达大学的赫维茨、芝加哥大学的马斯金，以及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的罗杰·B.迈尔森因奠定机制设计理论基础而分享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制度经济学鹊起之后，交易费用理论被用来解释几乎一切问题，芝加哥大学流行了一个笑话，说为什么猴子会上树？因为要降低交易费用。”经济学家向松祚对CBN记者说。

　　在向松祚看来，威廉姆森的最大贡献，即是用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演变。企业为什么从一开始的小业主企业、小作坊，发展演变到大型跨国公司，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内部成本、组织结构成本的降低在这种演变中的作用。

　　比如，从电报、电话到互联网即时通讯，通讯成本的下降降低了企业交易费用，进而改变企业组织结构。而一家钢铁企业收购上游铁矿石公司，或收购中游下游的物流销售公司，也都是基于交易费用。企业治理上，和高管签订长期合约，也是从降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解释。

　　“威廉姆森研究对当下危机的借鉴意义在于，金融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之一，是金融企业的合约结构太复杂，表面上是降低了交易费用，但实质上交易费用是上升了。”向松祚对CBN记者说，比如金融市场上的诸如CDS等衍生品合约，合约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违约责任都无法厘清，出现大规模违约之后，即带来了系统性风险。未来既要合约简单化，而且要加强对金融合约的监管。

　　向松祚认为，威廉姆森对企业治理理论的研究也和当下的危机契合，比如当前热议的金融业限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过去一些企业治理结构，到底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企业交易费用？比如，企业对高管的股票和期权激励，实施该激励，是想将管理层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挂钩，这表面上降低了企业和高管之间的交易费用，但实际上，给高管发这么多股票和期权之后，高管造假的动力上升，并将企业风险留给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