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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杂志:聚焦“国进民退”

2009年10月14日15:13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作者:《国企》

  “进退”之争

  真正现代的经济是混合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

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三部分有无适度的互补与支持

  以传统承袭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不缺乏历史年代的沿革,但改革开放前几乎全盘化的计划经济让民营经济的比重一度降低到0.1%。持续20多年的断代,造成中国现代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过程中,呈现一种断奶式的营养不良。

  财政部科研所国有资产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对《国企》表示,中国的大多数民营企业还缺乏稳定的营利模式。尽管在量上,民营经济保持整体上的发展,但在质上,仍有诸多瓶颈需要突破,如过度依赖劳动力成本、品牌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继承人接班等等。欧美国家的私营企业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发展,通过上市后的大众持股、董事会治理、经理人制度、先发的技术创新积累,相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现实性的原始积累和幼年期综合征,企业形态已经高度成熟。

  所以,当国有企业摆脱历史包袱,伴随2003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加快扩张时,民营企业的发展却因其自身瓶颈问题上的滞留而略逊一筹。中国30年来的技术创新,更多地集中在国有经济控制的航天、核弹、飞机设计制造、轮船设计制造、机车设计制造、发电设备设计制造、石油勘探开发、炼油、钢铁、海洋工程等领域,有些技术水平甚至可以进入世界前列。

  此消彼长之下,进退之势初成。

  “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争议,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国情这个前提。

  两个“最大”的国情

  “国”与“民”的现实总是存在于两大国情基础,即中国目前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有资产数额最大”、“国有经济比重最大”的国家。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实施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以及国有资产从部分领域退出的政策。但是1978年至2008年间,国有资产仍然实现了约38倍的增长,当然国有经济的比重同时有所下降。按照文宗瑜提供的数据,到2008年底,国有经济综合比重仍在68%以上。

  目前,非国有资本所占比重较大的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轻工业制造业,约占79%;二是日常生活服务业,包括酒店、餐饮、娱乐、健身、零售等,约占92%。国有资本在五大领域占有绝对的控制力:一是能源、资源、电信、电力、钢铁、航天等领域;二是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三是城市公用事业,如水电气、园林、绿化、污水处理、公交等;四是银行、保险、证券,以及报纸杂志出版、电影、电视广播等;五是文教卫生医疗领域。国有资本在这些领域所占比重在90%以上。

  与仅仅发展了20多年的民营经济相比,国有经济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这也符合宪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的规定。文宗瑜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讨论的“国进民退”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问题。

  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逊色

  有趣的是,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国家分类的41个工业行业领域中, 2005~2007年3年间,私营工业企业(未包括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与国有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比,分别为25.78%、29.97%、33.69%,工业总产值比分别为57.04%、67.98%、78.55%。

  2002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包括国有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中所占比重为40%,2007年降为29.5%,下降了近10%。

  可见,近几年来,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相比,私营工业企业总资产和工业总产值增速更快。不过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领域,由于自然垄断性质出现了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私营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4%。而同期,国有企业利润同比降幅为41.5%,明显差于私营企业。2009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7%,集体企业增长5.9%,股份制企业增长9.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2%。国有企业的表现仅好于出口导向型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7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7.4%,集体企业增长12.4%,股份制企业增长13.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5.0;8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8.6%,集体企业增长10.9%,股份制企业增长14.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8.0%

  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无论7月还是8月,重工业的表现都要好于轻工业。7月份,重工业增长11.3%,轻工业增长9.2%;8月份,重工业增长13.2%,轻工业增长9.8%,分别高出2.1和3.4个百分点。重工业一直都是国有企业传统的绝对优势领域,民营经济在轻工制造业则有较大优势。综合“国”、“民”两方的整体表现,应该可以得出在重工业领域的私营企业增速也高于国有企业。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沈明高认为,以上情况表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主要来自内资非国有企业。这一结果,与目前“受益于国家刺激经济计划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判断有明显的差异。

  苏联东欧破题“软预算”的实践

  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效率的高下。事实上,无论“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国企身上惯来的所谓“仔用爷钱不心疼”以及政府相应的“父爱主义”总能授人以柄。

  面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早在转轨之前,就有一些学者认为,私有化可以成为硬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手段。在转轨框架中,私有化意味着生产单位从国有计划经济中的企业向市场经济中独立竞争企业的转变过程,独立于所有权结构。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因为缺乏独立自主的企业行为、预算约束和竞争,往往仅仅是生产单位。

  怎样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弊病,美国新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的产权理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在其两篇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及的根本观点就是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只要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并允许经济当事人谈判交易就可以实现有效配置,而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就是界定到自然人,即“私有”,私有企业交易成本低于公有制企业,私有制的效率高于公有制。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掀起了一轮私有化浪潮,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尤甚。

  从历史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有两种:内部私有化或外部私有化。中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大部分是面向内部人的私有化,一般是工人或工人与经理集体购买,经理单独购买企业的情况少。匈牙利的情况比较例外,有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私有化主要是外部人私有化,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外部私有化。俄罗斯的私有化则主要是面向内部人的私有化。

  但是面向内部人的私有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产生了新的代理问题并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时至今日,内部人控制问题仍然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私有化的过程说明,尽管软预算约束与产权有关,但产权并非软预算约束的唯一决定因素。

  即便是软预算理论的始作俑者科尔奈2001年也承认,不能简单地认为“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是公有制,私有化可能消除软预算约束”。公有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较高的软预算约束程度,但它也是“市场社会主义”在匈牙利等国失败的原因之一。私有产权是各种硬化预算约束的形式在法人层面上起作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的实践证明,私有化并不能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私有化之后,软预算约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各种政策性补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私有化以后,企业向国家要补贴的积极性更高,国家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

  我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刘明兴和章奇都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由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即使私有化,但如果政策性负担不消除,软预算约束问题也无法解决。单纯私有化,而其他可能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因素依然存在,软预算约束仍不可避免。

  私有化不能确保硬化预算约束

  一般认为,软预算约束导致低效率,而私有化的产权清晰可以提高效率。但在采访中,不止一个专家向《国企》表示,产权清晰并非效率的唯一支撑条件。很多证据证明,私有化并不能确保高效率,私有化也不会自动地实现企业重组、更多的资本收益、更好的管理和更高的效率。对亏损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进行私有化。如果没有重组就直接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非但无法硬化预算约束,反而会造成更软的预算约束。

  公有制并不是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其他所有制企业也存在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如委托代理、免费乘车等,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中也都存在。如果私有企业在政治上关系重大(如大规模就业、政治上敏感度高的行业),它也会产生软预算约束,只不过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不论管理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如果管理者知道管理不善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就不会有消极管理企业的激励。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平对《国企》说,产权明晰是一个神话,不一定带来效率。彻底的产权清晰只能是单干户,贷不到款才是硬约束,但是他还要向家庭朋友借钱,仍然是软约束,依然产权不清。公司扩张就要融资,保持控制权就要借债,只要在银行里还有信用,还可以贷到款,而企业上市并不断融资,则其预算也都是软的,所有金融借贷关系都是软预算,并非所有制性质决定。劳动的分工趋势是产权淡化。

  他告诉《国企》,所有美国的企业都是程度或大或小的软预算,比如AIG以及高盛公司。金融海啸爆发时,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也是明火执仗地进行救助。由于与政府关系暧昧,高盛被美国人称为“政府之盛”。为了获取政府资金,高盛改为银行控股公司,政府给高盛资金和担保方面极大的援助,它不仅从美国政府那里拿到100亿美元,而且发行了280亿美元债券,由美国储蓄保险公司担保。高盛还从AIG得到了129亿美元的合同付款,须知就是这家AIG公司,在消费了美国十年医疗改革7000亿到1万亿美元资金后面临破产,靠政府救助摆脱困境,进而连带为高盛提供了资金。

  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及大部分西方国家由政府出资救市,这种大规模救助行为就可以用软预算约束理论进行解释。可见软预算约束理论的研究范围早已超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政企关系的范畴,普遍适用于计划经济、转轨经济和市场经济。软预算约束更多地被看做缺乏动态承诺一致性问题。

  如何将国企软预算向硬预算转化?以渐进的方式,采用以“时间换空间”的重组或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重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组成内容:如减轻原有债务负担、增加资本金、进行股权置换、以硬利润约束的方式获得新的资金、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减少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实现由软预算约束向硬预算约束的逐渐转变。

  但重组并不必然意味着私有化。重组需要新的财产权,但并不一定是私人所有权,新的财产权也包括对管理层和工人的激励和阻碍因素,以及由企业所有者及其代理人控制的新的企业体系。从整体上看,私有化只是资本存量的重组,而不是资本增量的变化。如果净投资是正值,重组却会带来资本积累的增加。因此,不论所有权是否发生变化,为重组提供额外资金都是重组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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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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