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界沉寂已久的有关“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争论再度爆发。而在这场市场与政府之间针锋相对、非此即彼的论战之中，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给我们带来了第三种选择—组织。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让人们大呼意外。

　　在经济学界，作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威廉姆森被公认在交易成本方面的研究无可匹敌，他本人也多次身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之列，因此威廉姆森的获奖算得上众望所归。不过奥斯特罗姆的得奖则属于意料之外，因为奥斯特罗姆研究的主要是公共资源，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算是政治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

　　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这对“组合”分享了本届诺奖。按照惯例，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往往是在同一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这两位的“结合”看起来似乎有些拉郎配。但是仔细体会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的两位学者的获奖原因，则可以感受这两位学者获奖背后所包含的深意。

　　用心良苦的决定

　　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奥斯特罗姆因“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而获奖；而威廉姆森则因“他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企业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而获奖。两位学者获奖原因的共同点在于“她（他）对经济治理的分析”，而经济治理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失灵”问题—倘若市场机制是完美的，那么就不需要对经济进行“治理”。本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市场再度失灵，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问题可以通过用户组织(user associations)来加以解决；而威廉姆森的研究表明市场失灵的另一元凶“交易费用”可以由企业的“内部化”来消减。

　　因此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这对组合的获奖确实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褒奖“解决问题的人”

　　有文章将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获奖归功于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余泽。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科斯的伟大成就“科斯定理”上,威廉姆森的贡献与科斯本人不相上下—没有威廉姆森的大力推广，“科斯定理”可能尘封至今。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重点在公共资源管理方面，这与科斯的研究几乎没有关联。如果要追溯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共同的学术谱系源头，我们不妨在这谱系的顶端写上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肯尼斯·阿罗的名字。阿罗在1969年发表了《经济活动的组织：关于市场配置与非市场配置之间选择的争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之中，阿罗指出克服市场失灵的主体不一定只限于政府，也可以是“组织”。阿罗所说的组织不仅是企业这种商业组织，还包括工会、大学等非商业组织。

　　在阿罗的这个视角下，威廉姆森研究了在交易成本很高以至于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企业之间的合并，把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转化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过程。威廉姆森细化了“科斯定理”，指出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专用性资产四个因素在市场交易中相互影响，并导致综合性的市场交易费用大幅度提高。进一步的，威廉姆森证明在一些情况下“内部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机制的有效的替代者。在此基础上，威廉姆森提出企业组织形式与交易类型的最优匹配模型，也就是如何在特定的交易类型之中寻找到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使得交易费用最低。

　　“科斯定理”的一种表述是，若交易费用为零，则无论权力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显然，威廉姆森的研究是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现实情况下，如何界定权力的边界使得交易费用尽量低，也就是在存在“摩擦”的情况下使资源配置尽量达到最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斯在提出问题而威廉姆森在解决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诺贝尔奖委员会要特别赞美他在“对企业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方面卓有贡献的原因。

　　同样在阿罗的这个视角下，奥斯特罗姆研究了一种非正式的、仅仅依靠共同拥有某些公共资源而形成的“用户组织”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按照奥斯特罗姆自己的话就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与威廉姆森类似，奥斯特罗姆同样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她指出：面对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传统的公共事务分析框架或者以政府途径为唯一解决方案，或者以市场途径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她对这种“二选一”的思维方式表示怀疑，通过对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如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西班牙和菲律宾的灌溉系统的组织情况的研究，奥斯特罗姆提出了通过自治组织管理公共物品的新途径。不过，她认为自己的方案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她认为不同的事物都可以有一种以上的管理机制，而取舍的标准是管理的效果、效益和公平。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找到了“用户组织”这个选择，指出了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公共事务管理还可以有多种组织和多种机制。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奖委员会要赞美她“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的原因。

　　“组织”能否解决市场失灵

　　在经济学之中，经济外部性、公共品和交易费用构成了市场失灵的三个关键词。事实上，经济外部性问题与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和非争夺性天然相关；而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之中把外部性问题和交易费用联系起来，把经济外部性问题归结为用何种方式正确地度量和界定利益边界问题。因此，如果不考虑斯蒂格利茨基于信息经济学发展起来的新市场失效理论，也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备导致的市场失灵，我们不妨说解决了交易费用问题和公共物品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而在经济学传统的解决市场失灵的研究框架下，应对市场失灵的唯一方式就是政府干预，因此不管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有关“组织”的研究能否最终解决市场失灵，仅仅作为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被提出来，就已经有了非凡的意义。

　　从更大的历史观察尺度来看，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研究意义更加重要。早在20世纪初经济学家庇古就从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差异出发分析了市场机制中的外部性问题，庇古指出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宜由市场来配置而应由政府进行替代。如果将市场失灵问题进行扩展，它其实包含了一个更加古老的问题—究竟是应该由市场还是政府来对资源进行配置。在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指出“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中。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为了抑制这种战争状态的发生，社会就要一个超乎社会之上的巨大力量，而国家就是这种力量的化身”。而到了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出了一种与霍布斯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之下可以实现共同的社会利益。

　　以霍布斯和斯密为思想源头，在其后的几百年之中我们一直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摇摆—经济繁荣之时，我们归功于市场；经济崩溃之时，我们求助于政府。而经济学也伴随经济周期的变化在不停地转换：经济繁荣之时，自由市场主义必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经济萧条之时，凯恩斯主义必然大行其道。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现成的案例—全世界都在问究竟是市场还是政府来为当前的局面负责，同时经济学界沉寂已久的有关“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争论再度爆发。

　　而在这场市场与政府之间、跨越百年的、针锋相对的、非此即彼的论战之中，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给我们带来了第三种选择—组织。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们获得诺贝尔奖引发的世人对他们的理论的关注的意义远超他们获奖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

　　对于将自由市场或者政府干预上升为一种信仰的人，如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来说，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研究是一种妥协与修正；但是对于当前挣扎于经济衰退之中的人们来说，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研究不啻是一个打断经济繁荣与崩溃的死循环的契机、一种寻求经济运行“大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