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百年文化迷失

　　在当今全球化的狂欢当中，即使是最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不得不屈服于全球化浪潮带来强制性的巨大力量。经过三百余年的全球化进程，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已经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区域，创造出一种超越种族的、无差别的景观和行为标准。

　　对于中国知识精英来说，这种传统终结的焦虑不仅存于当代，而且自1840年以来一直存在。数千年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里，中国本土的正统文化一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中国屡屡被外族军事征服，但文化的危机从未出现过。中国历史上，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而久远的影响，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也先后传播，但都逐渐被中国本土形成的文明悄悄吸纳或与中国本土文明共存。且不说汉唐盛世呈现出丰富的自由化和多元化，就是在天朝后期也同样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本土文化的强势：在判定族类的大是大非上，也是以是否接受中国文化为标尺，而不是通行的人种、肤色甚至语言。因此几千年来，所谓的中国实质上是一个文化中国，所谓的国家是一个“天下国家”的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自感强势的文化语境中，其文化身份的高度认同是不言自明的。

　　由于这种文化自省意识的缺乏，中华民族长期沉浸在天下中心的优越感幻觉当中。中华民族在扩张和定型过程曾经特有的活力和创造力逐渐消失，直到中国社会开始被强迫进入西方列强主导的以不平等贸易为核心的全球化体系。从20世纪开始，以郭沫若《凤凰涅槃》、郁达夫《沉沦》等文学作品为标志，一种在强势文化前面的游子心态开始定型：中国知识分子在极度自傲与极度自卑的心态交替中徘徊，被这种文化主体的不确定性压迫了一百多年。一方面，我们高调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但一方面，我们赖以抵抗西方强势文化的基本武器，无论物质或精神方面，皆来自西方。

　　现代化之路与文化觉醒

　　中国知识分子自近代开始的百年文化焦虑，随着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发展，开始逐渐退潮。从1998到2008年，无论在物质财富还是政治开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快的时期，甚至称为“黄金十年”。根据官方资料，在30年前，中国经济规模在前10名之外。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中国的经济规模过去只是美国的6.4%，如今将近美国的30%。根据官方划定的标准，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由1975年的2.5亿人，降至2007年的1400万人。北京、上海、广州等超级大城市日新月异，完全可以比肩于一些国际大都市。市场经济的巨大魔力，不仅仅催生出春笋般的高楼大厦，更催生出大批名为“白领”或“中产阶级”的新专业阶层。这些专业阶层具有鲜明的统一特征：衣着光鲜，白天九点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晚上吃着麦当劳，开着帕萨特，住着租赁或按揭的公寓，在沃尔玛、华联购物，《国家地理》、《三联生活周刊》等小资期刊是他们的必读物，鲜花、香车、旅游、高尚社区构成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壮大的白领阶层构成了“中国梦”的主体。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中国的公共建设速度在世界上也独领风骚。飞速增长的网络用户、密集的移动通信、持续延伸的公路铁路、方兴未艾的城市移民，让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三峡大坝的钢筋水泥，挡住了滚滚的长江之水；奥运会开幕式上华美绚烂的烟火，与三十年前破瓦青山的乡土中国相比，无疑让人感慨唏嘘。

　　全球化格局下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相应带来了在一个国际文化生态中新的自我定位的需求。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在一个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总体上是不自信的，自1845年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标志性口号开始，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始终处于一种学习模仿的姿态。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化”的单一价值标杆驱动下，短短三十年间，中国知识精英几乎品尝了来自西方所有的思潮，中国社会成为各种审美趣味、学术思潮和生活方式轮番试验的场所。在商业化机制的作用下，文化符号的本土性更是进一步受到压制，任何行为或事物一旦带上“国际化”的桂冠，就仿佛身价百倍。在知识精英阶层，一直在隐含着对诺贝尔奖的无奈情结；在社会生活的表层，充斥着奇异丑陋、炫耀性的西方风格建筑设计，伫立于城市的显著位置。和其他文化产品不同，这些建筑至少还要存在五十年、一百年，是评价一个城市、一个族群在文化审美品位方面的标尺。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开始，在这种趋势下，预计将会有多少座充满记忆的乡村消失，多少个丧失历史的城市将出现，如果全球化的狂欢将制造出一个无差异的标准格式化的中国，那无疑是一个民族巨大的悲哀。

　　文化是一个民族寻找共同感觉的神经。中国的建筑悲剧仅仅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那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文化产品，更是提醒我们，由于全球化狂欢的后遗症、文化认同的匮乏，文化身份的失忆、文化自信的崩溃，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的无意识。尽管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我们心灵的高度与丰富性还远远不够。从全面的学习模仿到有选择的学习模仿，从有选择的学习模仿到民族本体文化的再造，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文化身份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自觉，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本体化的精神需求，还具有深化当代社会治理的迫切意义。中国社会转型需要一个共同凝聚的文化根基，才能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保持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当前，中国处于从集权体系向市场体系过渡阶段，随着市场力量的释放、民间社会的逐渐形成，一个曾经被社会各个广泛阶层所认可的主流文化逐步解体，带来了各个阶层、各个地域的文化冲突和不稳定。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对法国十九世纪工业化时期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失去原有的精神支柱，新的精神支柱又尚未建立，作为个体的人就会产生种种困惑，甚至直接导致了自杀率的上升。原因在于，精神信仰是一个人的存在的基本标志，当人的精神支柱瓦解了，家庭内部的情感道德、组织之间的商业交易也都将面临调整，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活动的成本，反过来对个体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压抑，使社会维系在整体上存在极大的紧张感。因此，社会越发展，经济生活越活跃，人们就越需要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以维系、润滑一个社会在高速运转时的道德规范。

　　涂尔干研究的启示在于，一个普适性的现代化世界只能是物质生活的表象。真正慰藉人的心灵，凝聚人的力量的东西，却一定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只有人和人之间产生了心灵的契合，才能超越一些简单的利益计算，遵从一些高贵的道德价值，组合成一个稳定的、可传承、可信赖的社会。不管经济多发达，都需要文化纽带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论是唯利是图的企业家，还是钻研核弹头的科学家，都需要一种人文的滋养，这种文化的浸润让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不仅由利益联结在一起，而且由具有历史感的情感象征联结在一起。

　　影像记忆：

　　唤醒让民族持续伟大的力量

　　在今天，全面客观地看待文化焦虑、身份识别和民族认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已经形成，在一个更大范围、更大尺度的时空来思考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未来，时机开始成熟。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全面回落，为我们超越保守和改革、落后与进步、乐观和悲观等传统思考范畴，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重构重建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化提供了一个契机。

　　我们必须追问，我们是谁？我们的族群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在当代文化构建中，对文化符号的本土化尝试，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这不外乎是两种路径：一种是将国学作为民族认同的根基，一种是从民间寻找民族文化的源泉和活力，例如张艺谋的《红高粱》就曾以一种非常强悍的姿态表达了对民族力量的探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当前多数的国学热，其实只是对儒学经典的简单重复，它既不能代表本土多样性、生动性，也不能帮助一个民族当下仍然迫切需要的文化创新和体制再造。因此从整体态势看，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如是说：“所谓的国学热，其实是沉渣泛起。”同样，一片大红的高粱地只是对千年压抑状态的一种宣泄，充满了非理性、非主流的陋习，它根本无法凝聚一个社会的主流阶层的认同，更无法承载主流文化建设的任务。

　　我认为，传统的精英文化和民间草根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键是要超越门派、地域、偏见，以一种现代化的眼光对这些古老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以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眼光进行文化重建。必须强调，从符号的模仿到符号的本土化这个巨大转变，并不意味着放弃开放的立场。历史证明，对文化独特性的过分追求，往往都是一曲对辉煌旧梦的挽歌，沦为江湖遗老彼此确认的切口暗号。千百年来，许多拥有鲜明特征的文化都逐渐消失了。例如几千年前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古文明至今流传发扬光大。这说明，只有立足于具体的社会现实、选择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最具有活力的因子，来构建一种开放的、富有竞争力、充满创造性的新文化，才能让一个文明持续生存下去。

　　那么究竟什么是让一个民族持续伟大的力量呢？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形成的实质，是一个不断由核心区域扩展到治下全境的中国，一个由单一部族逐渐走向多元群落的复杂中国。中国社会在这个转折和开展的伟大历程中，尽管物质基础、政治制度屡屡发生重大甚至根本的变革，尽管在近代遭遇严重的亡国灭种的挑战，但在那些代表性的强盛时期，中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共同文化特征，或者可表述为一个文明社会所必备的三个文化支撑：海纳百川的伟大胸襟、物质的富足与人性的解放、精英和草根阶层共有的文化认同。这些特征既存在于正统的精英文化当中，也存在于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当中。将这二者连接在一起的，是一种现代化、全球化语境的选择性记忆：以世界的优秀文化为参照，从结构中华文明辉煌的具体元素着手，从代表着中华民族发展轨迹的各类文化符号着手，揭示我们民族为何能延续至今的密码，为这个社会中坚的力量讲述一个复杂多元、拥有伟大创造力和辉煌历史的民族故事，从而重塑我们的未来。

　　影像是最能唤醒人们对过去的记忆的最好手段。为此，我选择了影像记忆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在2002年直面社会现实体制的《人在单位》纪录片完成后，我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的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江南》、《徽州》、《徽商》、《河之南》，以及最近播出的《望长安》。这些人文历史纪录片，递进式地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思和叩问，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些以区域文化为主题的一系列纪录片超越了区域传播的范畴，并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讨论？我认为，这些一系列纪录片的成功，其意义在于呼应一个大时代隐约形成的精神诉求——在当前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为自身定位一个精神坐标，树立一种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影像的力量，在于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唤醒了曾被遗忘的一个文明悠远的历史记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影像选择仅仅传递了传统文化参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中的一种可能性，提供了文化重建的一条路径，一种思考。对我来说，这些影像的全部使命，在于讲述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文化中国，一个曾拥有普适价值的文化中国，一个至今仍然具有鲜活生命的文化中国，乃至于这些优秀传统资源对延续一种伟大文明的必要性和感召力。

　　（作者为诗人，文化学者，为《人在单位》、《江南》、《徽州》、《徽商》、《河之南》、《望长安》等大型电视纪录片总策划、总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