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钢企给点阳光就灿烂，只是他们能享受的阳光并不太多。

　　有人在门里轻歌曼舞，有人在门外长歌当哭。区别就在于，他们一个姓国，一个姓民。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山东、河北报道

　　9月6日，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日照钢铁集团的命运。当天，山钢重组日钢的协议正式签署。

　　红色的桌布，热烈的掌声，炫目的闪光灯。背后，是一个民营钢企的尴尬表情。

　　次日，日钢内部大会上，老板杜双华语气激动地说：“坦白地讲，单纯的重组我是不情愿的，谁也不愿意把基业让别人来管理。

　　这是一起钢铁行业中民企与国企之间的较量。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传记作者彼德·克拉斯曾说，“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在中国，这个“秘密”就是，国家宏观政策走向，决定着民营钢铁企业的生死存亡。

　　日钢日落

　　日钢的一位高管一字一顿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杜老板这几年，不容易。”在这位高管的记忆中，日钢速度是“用血汗拼出来的，我们一开始就当做一份长期的事业去完成”。

　　与日钢一起拼命的，还有日照当地政府。尤其对于具有“先上车再买票”嫌疑的日钢来说，没有政府的支持将寸步难行。几乎所有日照人都知道，“当时，日钢需要什么，政府就提供什么。”

　　然而进入2008年，有关方面开始调整钢铁产业布局，又一次决定了日钢的命运。

　　当年3月，济南钢铁、莱芜钢铁和山东省冶金总公司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重组，成立山东钢铁集团。山钢同时宣称，准备在五年之内在日照建立一个产能为2000万吨的临海钢铁精品基地。

　　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只有一个：重组日钢！

　　日钢本能的第一反应是：抵触。

　　继汶川大地震捐款成名引起媒体关注后，日钢集团又入股香港开源控股，试图以此引起社会关注，并增加重组难度。然而，在宏观政策面前，这只不过是重组途中的绊脚石而已。省里实施的举措让日钢难以招架。譬如：节能减排、信贷规模、综合治理等，这些方面对日钢稍加“关照”，日钢的大项目就难以开工。

　　此时，日钢也认识到，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宏观政策足以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日钢不得不接受重组。

　　正如日钢集团秘书处副主任方磊对《中国周刊》记者所说，“在中国，没有政府支持，企业是办不成的。”

　　此话在钢铁行业尤为应验。日钢、铁本、建龙、沙钢等民营钢企，他们或者功成名就，或者功亏一篑。但是，相同的一点是，这些曾经时事造就的英雄，在这个大变革的年代无一脱离过此条规律。

　　“日钢们”曾经的狂欢

　　在中国民营钢铁企业中，日钢的故事并不是最让人惊心动魄的。

　　2002年，有人曾经预言一个叫铁本的民营钢铁企业：“如果，铁本做成，就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民营钢铁企业。而老板戴国芳肯定是中国首富。”

　　那时，铁本只是常州的一个资金不足10亿元的民营钢企，但是它喊出了“三年超过宝钢，五年追赶浦项”的口号。

　　2001年到2003年，由于基建扩张迅猛，钢材价格持续上涨。于是乎，对市场更加敏锐的民营资本纷纷进入钢铁业。民营钢企开始集体狂欢。

　　这时，铁本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面前，得到了政府鼎力相助。它很快获得43亿元的贷款和近万亩土地。

　　民营企业的优势是：效率高、成本低。包括铁本在内的所有民营钢企都有这样的优势。日钢烧结厂一位车间副主任对《中国周刊》记者分析：相同的工作量，国企需要三万人，而日钢只要一万多人就可以完成。

　　几乎和铁本同时，宁波民营企业建龙钢铁公司启动了“投资12亿美元，建设年产值600万吨的钢铁工厂”的项目。

　　杜双华的日钢，就是步铁本和建龙之后，默不声响开工的。

　　两次调控急转直下

　　并不是所有的民营钢企都能像日钢一样坚持到2009年。他们命运的第一次转折，集中爆发在2004年。

　　2003年12月，为遏制投资过热，国家要求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接下来的几个月，又连续发文督促各地落实，清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正在摩拳擦掌的民营钢企开始卷入一场始料未及的“严打”。

　　2004年，铁本停产关门，戴国芳踉跄入狱。原因是，审批越权、违规占用土地、挪用银行贷款、偷税漏税。

　　在这一轮调控中，没有逃脱整顿命运的，还有宁波建龙钢铁公司。在铁本出事后的一个月，央视曝光了建龙钢铁。原因和铁本高度一致：违规审批、环保不合格、违规银行贷款。建龙一下子成了“铁本第二”。

　　不同的是，建龙没死，而是以“牺牲股权、国企控股”的方式，获得重生。按省里的主导，杭州钢铁以51%的股权控股建龙钢铁，成立“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先前，建龙钢铁老总郭广昌曾对媒体慷慨陈词：“国有企业可以参股，控股得让民营企业来。不要借宏观调控之名，让国有企业来控制民营企业。”如今，烟消云散。

　　日钢当年逃过了这一劫。

　　据日钢内部人士透露，国家宏观调控出台时，日钢已经不在“盲目投资”的“小钢厂”之列。生米煮成熟饭，日钢赢在速度上。而且杜双华一直低调的做事风格也规避了被调控的风险。

　　如果日钢的建设或生产稍有拖延，历史将是另一番景象。民营钢企的命运就是这样具有不确定的戏剧性。

　　新的一场戏剧，在2008年上演——宏观调控的信号再次发出。

　　当年3月，国家出台钢铁产业振兴规划细则，提出以宝钢、鞍钢、武钢为并购带头企业，推进集团并购步伐。这次，地方政府怀抱着做大做强钢铁企业的愿景，开始整合本省行业资源。

　　日钢终究没能逃脱这次调控。按照有关方面的打算，山钢重组日钢后，将成为全国钢铁集团的老二。日钢集团秘书处主任赵永钦很遗憾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们的前期投资开始出现成效了”，如果继续这么发展下去，“肯定更好”。

　　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日钢实现盈利18亿元，而由济钢和莱钢组建成的山钢同期却亏损12亿元。

　　就在山钢重组日钢之前，央企宝钢收购宁钢56.1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宝钢的进入，让民营钢铁大鳄张志祥和郭广昌，在经历两次调控之后，彻底失去了对宁波钢铁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民营钢铁企业集中的河北唐山地区，已经默不声响地完成了诸多小钢铁企业的兼并和重组。

　　未知的将来

　　命运截然相反的，是江苏沙钢集团。

　　这家靠45万元自筹资金创办的民营钢企，销售额超过了1500亿元，是国内当之无愧的第一大民企。

　　2009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9年全球500强排行榜中，沙钢名列第444位，是唯一的内地民营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沙钢发展迅速而且比较顺利，得益于沙钢的股权分配比例。根据2001年的沙钢改制方案，当地政府持股25%，沙钢职工持股30%，沙钢管理层共同持股45%。沙钢在企业性质上的“双重身份”，让它最终躲过了铁本、日钢的命运。

　　不同民营钢企的不同命运，透出了民企、国企和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也使业界形成了一个共识：每三五年国家便有一次大的宏观调控，而每次被调控的主体就是民营经济。然而，政策一旦允许，他们便犹如田地里的小麦在疯狂生长。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一部“国退民进” 和“ 国进民退”相互交织的历史。2004年以“铁本事件”为标志的宏观调控，曾让民营经济遭遇重大影响。现在，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民营钢企会否遭遇与2004年一样的大风大浪？

　　事实的印证是，在山东钢铁集团、河北钢铁集团完成重组之后，天津、陕西、山西各省，也已将钢铁业的并购重组纳入近期工作日程。

　　更多民营钢企，风雨欲来。他们短期以及长远的命运，尚不得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