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持有何种立场的人都无法否定这一点。在人民共和国60周年之际，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一历史中发现更加合理、更具成长性的解释，以深化当前的改革。本期刊发厉以宁(厉以宁新闻)、刘伟(刘伟博客,刘伟新闻,刘伟说吧)、姚洋教授对中国经济60年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改革的思考。

　　文•厉以宁

　　回顾中国60年历程，我们经历了三次突破。今天我们正处于第三次突破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三次突破

　　第一次突破是1949年的制度更替。1949年以前中国长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到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我们很快就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并最后建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替代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

　　第二次突破是1979年开始的体制转换。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体制上开始转换，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30年我们基本上已经过渡到市场经济这条道路上。改革尚未完成，今后还要继续在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努力。

　　第三次突破是2003年以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在此以前，我国的制度和体制已经确定。2003年我们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前的增长模式是速度型的而不是效益型的，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传统的发展观支持和支撑了以往的经济增长。2003年以后我们逐步要做到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科学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区别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区别：传统的发展观重物轻人，重物质生产，而对人并不是非常重视；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原则和指导思想。

　　第二个区别：传统发展观重生产轻生活；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问题，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第三个区别：传统发展观把GDP看成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不管是粗放型还是速度型，反正是上去就行；科学发展观认为GDP是重要的，但是决不是唯一的，因为经济增长是基础，必须要搞，但是不能以GDP为主，而应该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四个区别：传统发展观不重视可持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速度型的发展就是掠夺型的，就是把资源尽量地用；科学发展重视的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视节能减排、保护生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强调这样才能做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要树立这样的信念——环境不是我们这一代所独有的，而是我们跟子孙后代所共有的；资源也不是我们这一代所独享的，而是我们跟子孙后代共享的。我们必须走循环经济道路。

　　循环经济至少有四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要充分利用资源，不能浪费资源。比如一个铜矿，里面可能有各种伴生的矿，不能只开采铜而其他都不要，必须要综合利用和充分利用资源。

　　第二个特征：尽量减少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

　　第三个特征：要从已经排放的这些废水、废气、废渣中回收可以利用的物质。比如废水中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提炼，废气中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回收，废渣也不完全是废物，比如煤矸石就可以用作建筑材料或者燃料。

　　第四个特征：实在无法利用的就应当做无害化处理，不能乱丢，比如深埋等等。我们就是要保护生态，保护子孙后代的健康。

　　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挑战，即环保的概念有所延伸和发展。这也是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要注意的问题。以往我们的环保着重的是有没有毒，比如产品中是不是含有农药，产品是否安全、可靠，或者废水排出去以后是不是有危害人的健康的东西，环境是否清洁、安全。近年来环保标准已经改变，即使没有毒的东西也不能胡乱排放。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跟气候变暖有关系，如果大量排放就可能最后导致气候变暖，这对全人类都是灾难。

　　现在已经不再是有没有毒的问题。二氧化碳没有毒，但可是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实行低碳经济，碳排放分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我们工业化起步比较晚，历年排放二氧化碳的量加起来不多，可是在增量方面我们总排放很大。这是国际谈判的重要指标。他们都说我们现在排放的多，可是我们过去排得少，存量少。但是如果不注意，增量就会慢慢地变成存量。假如不注意这个问题，也许将来某一天世界其他国家就会抵制中国产品的出口，他们会说我们的产品不符合低碳经济的标准。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增长方式必须转换。现在还没有大突破，但是方向已经定了，我们正在进行增长方式的改变。

　　这就是对60年的简单总结。

　　一分为二地看计划经济

　　从1949年我们开始陆陆续续推行计划经济，到1979年体制转轨刚好是30年。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实行了30年之久的计划经济呢？

　　首先得承认，这是历史所造成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发达国家对中国是抵制的，不跟我们来往，所以我们主要跟苏联阵营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来往。我们当时可以学习的，并且跟中国能够联系上的、对中国有帮助的，就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受到封锁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很自然地向苏联学习。

　　此外，当时我们从国民党那里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国民党时期私营经济是不发达的，国民党主要的大矿山、钢铁公司、铁路都是官僚资本的，也就是国营的。大矿和大钢铁企业都归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管。我们把这个摊子接收过来，当时不能设想卖掉这些国有企业，因为外边人不会来投资，中国的私营企业又都很弱，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当然只有学苏联搞国有化。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对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在当时这既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我们只有走这条路，同时它也为我们工业基础的奠定起了作用。苏联援助的150多个项目都是国有企业，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也应该看到，计划经济体制存在问题，主要是效率比较低，也没有真的解决公平问题。

　　在革命胜利以前，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大都在宣传资本主义有各种毛病，都认为计划经济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两大问题，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实行计划经济。

　　一是短缺问题。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国家，并不是如马克思当年所讲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比如十月革命的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中国就不用说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计划经济组织全国的生产，安排各种原材料的分配，在短期内使经济上去，解决短缺问题。

　　二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通过计划经济能够把重要的生产都组织起来，原材料经过配置，最后产品也得到公正分配，贫富差别就可以缩小，于是公平问题就能够解决。

　　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个设想是不切实际的。为什么？

　　首先，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短缺问题。第一，要解决短缺问题，就必须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可是在计划体制下企业没有积极性。因为计划体制下的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不过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个人在平均主义分配模式下也没有积极性。没有生产者的积极性怎么能够使产量大幅度上升，解决短缺问题呢？

　　第二，增加供给，就是要增加有效供给。有效供给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上，要满足市场需求。而计划体制是排斥市场的，完全是根据计划实行的，增加的供给中有一部分是无效供给，生产了就进仓库被积压起来。无效供给不仅解决不了短缺问题，反而使短缺更加严重，因为资源被浪费了。

　　第三，增加供给，就必须增加投资。投资应该是有效投资，生产出来以后能够提高生产力，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然而计划体制下很多投资是无效投资，因为这种投资不承担风险，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所以很多投资迟迟不能形成生产力。这样浪费了资源，使资源短缺更严重。

　　第四，计划体制是一个封闭的体制，在封闭体制之下不能实现资源的转换；而市场体制是一个开放的体制，可以实现资源转换。例如，瑞士是一个小国和山国，资源很贫乏，可是瑞士不短缺，因为它实现了资源的转换，利用很好的旅游资源取得外汇，购买它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日本是一个资源不足的国家，要铁铁没有，要石油石油没有，煤也不多，可是日本不短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依靠自己的高科技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计划体制下的前苏联尽管地大物博、资源很丰富，可是个封闭体制，短缺很严重。

　　根据以上四点，当初设想计划体制能够解决短缺问题，不符合实际。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不短缺的。这就说明历史事实否定计划经济能解决短缺问题。

　　其次，计划经济能解决公平问题，同样不符合实际。也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什么叫最大的公平？共同富裕是最大的公平。计划体制下连短缺都不能解决，这怎么能达到共同富裕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很普遍，就不能够实现最大的公平。

　　第二，机会均等是公平。什么叫机会公平？运动场上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有多大本事就跑多快。也就是说出发点是相同的，差别是竞赛能力。而计划体制下不是这样，比如跑一百米，有些企业和人在起跑线上，有些得到照顾在起跑线之前60米，有些受到排斥，在起跑线之后40米，还有些不让参加比赛，这公平吗？三四十年前的多数年轻人能够上大学吗？即使他成绩好，由于各种原因被剥夺了机会，大家不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1977年以后恢复高考，让一切有资格来参加考试的人都在一条起跑线上，这就是公平。

　　第三，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是公平。今天社会上有很多农民企业家，这些农民企业家从哪来的？过去怎么都默默无闻？过去不可能有成绩，因为生产要素不让流动，他被束缚在生产队里，不能自由流动，不能到城里来找工作，更谈不到自己创业。而改革开放以后，走向市场经济，农民企业家有发挥自己长处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努力有了一定成就。生产要素不让流动是极不公平的表现，计划体制下就是这样。

　　第四，计划体制下最大的权力是分配的权力，分配的权力就掌握在那些机构和负责人的手里。比如说当年到农村插过队的，队里有好几十个知青，上面来了10个招工指标，给谁啊？完全由当地的领导说了算。送礼、走后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以说分配的权力的滥用是极不公平的表现。

　　因此，前苏联从成立到解体，计划经济实行70年，依然是一个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国家。

　　我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要承认当时的历史必然，肯定它起过的作用，同时又必须做到体制转换。

　　体制改革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延续

　　一个社会可能有两种或者更多的体制。比如，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刚性的体制，贵族是贵族，农奴是农奴，贵族世世代代是贵族，农奴世世代代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这个看起来好像挺硬的体制，实际上就跟一个铁锅一样，禁不起砸，一砸掉在地上就碎了。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下，每个庄园都能够自给自足吗？不能，因为很多东西它没有，庄园不一定能生产好的武器，不一定有好的马匹，不靠海边没有盐，必须到市场去购买，而且没有钱，因为你生产粮食别人也生产粮食，你生产葡萄酒别人也生产葡萄酒，你生产橄榄油别人也生产橄榄油，你有什么东西好卖？所以说没法捞钱。大农场主就想办法怎么把钱捞回来去买东西。有一个办法，就是让那些有手工技巧的农奴，别在田里干活，到外面去，会做鞋的做鞋，会织布的织布，赚了钱以后回来交地租就行了。有一批农奴就离开了，聚集到集市上，形成了城市。最早的市民都是农奴。城市一旦建立就要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就要自治，于是逃亡农奴就往城市里跑，城市聚集就越来越多。这样，西欧封建社会就出现城市这一新的力量，城市市民就是最早的市场经济主体。城市慢慢壮大起来，资本主义就代替了封建社会。

　　中国情况就不一样，在魏晋南北朝时也是典型的刚性体制，上面豪门望族，下面一般老百姓，做官的都在上面。但是从唐朝以后就开始转变，比如科举制度，家里再穷，只要科举考取了就可以做官。如果官员的儿子没办法再考取，虽然家里或许有钱，但是他不再是官。欧洲庄园是领土，不能分散，一分散领土势必就减少，就会被别的庄园吞并，因此欧洲的土地是一子继承制，或者大儿子，或者最小的儿子，很多国家是传给长子，但也有一些国家是传给幼子，因为幼子是最弱的，哥哥们到外边去闯吧。古代中国的土地是分家制度，如果做官赚了3千亩地，5个儿子一分，一人600亩，5个儿子又一分，一人120亩，再往下分、再往下分就变得平衡，社会在不断流动。经过中晚唐五代200年过渡，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从宋朝开始转变，已经变成一个弹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以科举制度为基础，做官不能世袭，商人可以买地，社会可以不断流动。接下来，从北宋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延长了1000年。假设不是鸦片战争，外来强大力量对封建社会加以摧毁，中国封建社会可能还要延迟一段时间。

　　这表明，西欧的封建社会刚性体制不改，很快就出现城市，结果是推翻了封建制度；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体制上改了，结果中国封建社会就延续下来。不改体制丢掉制度；改了体制，制度就保存下来了。西欧的封建社会刚性机制不改，资本主义就出来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朝最后变成了弹性体制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制度还不变，但是延续下来了。

　　同样，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改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再继续保留下去，可能就会遭遇前苏联那样的状况。中国体制改了，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但是体制和制度做了调整，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延续下去。

　　经济改革的开头“三板斧”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体制改革，从哪里着手呢？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怎样开始的？

　　计划体制很牢固，中国的改革应该说是从计划经济链条的最薄弱环节突破的。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农村。农村跟城市不一样，城市的生产是国家管制的，生活是国家包下来的，比如城里人只要愿意工作，服从分配，哪怕种树、修路、打扫卫生，3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就有了。生活上也是，再怎么物质短缺，有粮票、油票、鸡蛋票、肉票，一个月3两也好、5两也好，反正都有。但农村就不一样，农村生产是管制的，生活则不包，所以1959年到1961年饿死的都是农民。因为生活不包、生产管制，粮食都收走了，最后没有吃的；而城里人只有营养不良、浮肿、生病死的，没有活活饿死的。所以在农村，被逼得没办法了，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油灯下签了协议，搞大包干，这就是后来的承包制度。中国的农村改革就开始了。

　　农村改革开始，几年之后农贸市场什么东西都有了，农村的劳动力也富余出来。富余出来的劳动力于是想办法到城里找下脚料，自己靠村里的劳动力生产，到上海大城市找退休工人来指导，乡镇企业开始兴起。1980年代初，火车、长途车上到处都看得到推销员提着包，带着样品找地方推销，于是在计划体制外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接着在靠近香港的深圳建立经济特区，按市场规则运行，高楼一栋栋起来，短短几年内深圳全变样。在市场经济下我们的经济发展一样可以高速度，内地的速度不低于香港。

　　从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到经济特区的建立，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三项重要改革。这好像是给平静的水面丢下三个石头，从此中国经济激起层层波浪，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

　　从1984年开始，农村改革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也建立了。这时人们盯着城市怎么改。

　　两种改革思路就开始出现。一派认为，要改价格。跟穿衣服一样，第一个扣子扣错了，所有下面的扣子全错了。第一个扣子在哪里？就是价格。因此放开价格就行了。当时国外专家以西德为范例，也推崇这种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德经济很强，可是战后西德被英、美、法占领，物价飞涨、物品短缺、匪盗猖獗、失业严重，怎么办？西德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进行改革，把物价全部放开。果然西德经济就乱了，但是经过几年之后的恢复，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复苏。外国专家就建议，西德能这么改，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改。

　　当时国务院准备采纳这个方案，各种方案都在酝酿怎么放开价格。在这个紧要关头，1986年4月底，北京大学在办公楼礼堂举办五四科学讨论会，由我做了一场报告。这场报告叫做“改革的基本思路”，人山人海，我的座位后面全是人，窗子上都是人。我的报告第一段话就是讲，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就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依靠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改所有制就是要改企业，从企业改起。那场报告反响热烈，外面报道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改革思路，就是改所有制。

　　那年夏天，我带几个学生到哈尔滨去讲学，讲完之后本来是黑龙江有一些招待活动。但是课刚讲完，大家就要准备第二天坐火车的行装，因为北京来电话催我连夜回北京，谈谈为什么不主张改价格。当时我的汇报是这么说的：

　　第一条，西德是个私有制经济的社会，企业都是私营企业，把价格放开企业就会自我调整，优胜劣汰，经过这关，西德经济就可以发展。但是中国不行，中国是公有制，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放价格要听上面的，结果亏损还是国家赔。所以条件不一样。

　　第二条，西德是在美国援助下搞的改革。当时有马歇尔计划，物价上涨之后，通过进口面包、面粉、黄油、汽油，就可以一下子平下来。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寄希望于哪个西方发达国家，它们不可能大量地援助我们。我当时感觉这两个理由很充分了，但是似乎没有打动听我汇报的领导，于是就提出了第三条。

　　第三条，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放开价格是改善环境，改革的内因是企业改革；不改企业，价格怎么能起作用。这时候领导觉得有道理了。

　　第四条，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第一性，流通第二性，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中国的价格改革是流通领域的改革，而关键是生产领域的改革。不改企业，不改生产领域怎么能行。

　　总算价格改革暂停，方向转到了企业改革，推行股份制。可是股份制的推行波折很多，有重重阻碍，几次受到批判。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说市场西方国家有，我们一样可以有，不好将来再关嘛；股份制西方有，我们一样可以有嘛。于是开始做试验。到十五大，中央正式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因此，价格改革不是整个改革的出发点，而是整个改革的最终成果，价格全部放开是改革的最终成果，到现在还要继续改，比如有些资源价格要放开。但是企业必须是关键，企业改革最重要，就是要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这样我们对中国改革就可以有新的了解。

　　中国经济“刹车容易启动难”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需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点，当前的经济回升的基础还没有巩固，宏观经济政策最近也不必急于变动。

　　回升基础不牢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目前的经济回暖靠投资带动，而投资带动的只是中间需求，并不是最终需求。投资所需求的是用来再进一步生产的原材料，而最终需求是民间的消费。

　　二是投资中又以政府投资为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政府投资多了反而把民间投资向外挤了。应该是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不能挤它，而要带动它。

　　三是某些指标到7月底看来还不理想（8月份指标刚刚出来）。其中有三个重要指标不理想。第一个指标，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虽然比年初要好，但没有恢复到过去，这主要是因为对外贸易我们无法决定，它受到欧美国家复苏缓慢的影响。第二个指标，公路上货柜车的通行量不如以前，这表明国内各省之间的运输没有恢复到以前。第三个指标，厂房的闲置率还比较高。这主要是我们在广东调查所得出的看法。过去港澳台的投资撤走了，厂房马上就被租用，因为新盖厂房慢，买现成厂房要快一些；但是现在不同，投资撤走了，厂房长期闲置在那。这就表明外资来投资的愿望不如以前，所以说基础是不巩固的。

　　但是目前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现在流动性偏大，不是量的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要注意让信贷的量真正进到实体经济，而不能停留在虚拟经济当中。我们在外面调查遇到的情况是，很多大企业不想借钱，可是还要借给它，因为银行有任务。结果钱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股市楼市，还在虚拟经济中。

　　二是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这一点到7月底8月初还没有被重视起来，因为中国中小企业范围太广，雇3千人以下的都叫中小企业，雇10个人的也是中小企业，这么大一个档次，全国99%是中小企业，大企业很少。我们去调查，他们告诉我，中小企业贷款有的给了，给的是中等偏上企业。中等的、中等偏下的、小企业很难贷到款。我们在广东省跟那些企业家谈，平时流动资金还是需要的，小企业贷不到钱怎么过？因为我是教授，他们讲话比较随便，说你不知道，我们只能全借高利贷，高利贷利息很高，政府也不管。我们到工商局反映，他们说这些借贷是双方自愿的，是签了协议的，这是我们不管的；除非砍了手指，把谁家的儿子、女儿绑架了，那我们就管。

　　这个方面需要改革。今年全国政协会上有一个委员曾提出，要细分中小企业，中等就是中等，小就是小，别混在一起说中小企业。小企业还要分出微型企业，就是雇十个人以下的或者自己单干的最小的企业。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指标细分。现在含混地讲中小企业，结果全是中等偏上企业。

　　最近，围绕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究竟要不要变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变了，因为重点应该转到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假如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又来了，就应趁早防着；现在货币政策再这样适度宽松是不行的，要开始调整。但另外一方意见认为，现在不宜变动，因为通货膨胀现在还没有迹象，消费品价格现在是平稳的，生产资料价格是个别的产品有所上升。

　　考虑到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巩固，特别是存在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暂时还需要继续不变。但是这不等于不可以微调。可以进行微调，在有些方面适当地调。也不是说一直不变，而是要再观望一下。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怕冷不怕热，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一冷以后，什么问题都出来了，比如就业问题之类的。中国经济跟一部汽车一样，刹车容易，起步难，你让它刹车，一踩刹车马上就停了，但是启动很难，发动半天也不起来。

　　原因何在？刹车的主导权在政府，政府把财政闸门一关，货币阀门一关，马上就刹住了；但是经济的启动需要民间消费、民间投资的带动；民间不消费、不投资，只观望，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对前景没有信心，三年不买衣服、不换电器、不换家具，日子照样过。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年第四季度再看看，如果需要调整，明年再调整。

　　解决就业问题要靠民营企业

　　第二点，就业始终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经济学中有一条规律，叫做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不对称性。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来的，称为“奥肯定律”。经济开始滑坡，就业并不会立刻滑坡，就业滑坡是滞后的。因为经济滑坡了企业不会裁员，要观望一段，现在把人都裁了，万一接到订单以后怎么办。如果过一段实在没有订单，就业率就下来了，但也不会立刻起来。因为企业会先使用现有人力，发挥他们的潜力，不急于招人；等潜力发挥得差不多了再开始进人。所以经济增长周期和就业周期是不对称的。而且由于技术在进步，人均资本的装备率在提高，对工人技术水平的要求比以前也更高，每一次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多。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规律。

　　我们还要懂得，中国就业有自己的国情和特点。去年11月，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发生，我在西欧跟那边的经济学家开座谈会，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西欧国家年增长率保持在2%～3%就心满意足了，不会发生就业问题，因为退休的工人下去了，岗位空出来了，新达到就业年龄的工人就填补上去。西欧如果发生就业问题，那不是本国工人的就业问题，而是北非来的移民的就业问题。增长率跌到6%你们就慌了，我们觉得6%挺好，那么高，你们中国为什么非要保持经济增长率8%才行呢？

　　我的回答是，你们的工业化已经有200年，农村劳动力都释放完了，农业人口比例很少，而且都是有家庭农场和住房的小农，生活过得还可以。另外，城乡社会福利的待遇也是一样的，农村的社会保障跟城里一样，他们干嘛要进城？

　　中国不一样，中国城镇化率只有45%，农村人口55%，农村户口的人数比这还要高，因为农民工进城以后还是农村户口。1980年代中期或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跟老的农民工不一样。1980年代中期出来打工的一些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初中或者小学毕业，但是打工目标非常明确，在外面挣了钱回家盖房子、讨老婆，是要归根的。新一代农民工根本就不想回农村，他不是为了收入，主要是因为农村跟城市居民的待遇相差太大，他们要留在城里，取得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30年以后我们才达到75%。一个百分点意味着2千万人要进城找工作，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吗？新生代的农民工要取得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孩子要在城里上学，住房、医疗、社会保障都跟城里人一样，所以这个就业压力大。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国家投资修公路、修铁路，解决了一部分就业，可是不能解决现在的农民就业问题。因为现在沿海一带企业倒闭了，出口加工企业倒闭了，那些回乡农民去修公路吗？他在外头干了十来年，30岁到40岁，习惯了城市生活，在工厂里有了一定的技术，修公路他是不去的。修公路是另一批人，18岁到20岁的，男的。修公路又能增加几个人呢？办个大钢铁厂、办个大工厂能够几个人就业？

　　现在如果放宽政策，让小企业、微型企业能够融到资，公平准入问题解决，就将会吸收大量劳动力。全国的个体户上千万，日子好一点，每个个体户找一个亲戚来做帮手，每一个小企业增加几个学徒帮工，就可以解决几千万人的就业。就业问题不是靠国家自己投资解决的，主要靠政策。把融资政策解决了，个体户税负减轻一点，正常情况下工作有保证，马上就业就会增加。

　　农民工回乡以后，如果田租出去了，租约没有到期不能把田收回，一般人也不愿意务农了，怎么办？创业吧。在县城住、在镇上住，自己出一点钱，有一点积蓄，亲戚朋友帮助一点，再给他一点小额贷款，几万块就够了，开个小店，办个小作坊，就可以维持下来。比如，在沿海服装厂工作过的，开个裁缝店没问题；在沿海鞋厂工作过的，开一个卖鞋、修鞋的小店也没问题。或者在村里办一个养鸡场、养猪场，也可以解决自己的就业，但也得有贷款。

　　当前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大事情，林权制度改革可以说相当于1979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农田承包了，山林没有动。当时刚改革开放，人们担心政策说变就变，今天赶快砍树，砍完以后再种；如果过几年再砍，就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了。林权承包（包山到户）一直拖到前几年才开始试点，2008年中央才有政策规定。中国的耕地18亿亩，中国的集体山林25亿亩，一家可以包好几百亩。现在到福建、江西、湖南去看看，那里林权制度改革走在前面一步，情况都变了。因为林权承包讲的是70年不变，中央文件写着呢，所以现在大量地种树，爷爷种树让孙子辈砍。湖南种的是油茶树，果子可以炼油，那个油是茶油，比橄榄油的营养价值还好。农民又增加收入，又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且生态效益大。所以整个都变了，林下经济发展起来，养鸡、种蘑菇、种药材，有竹子的地方编织一些东西，热火朝天地搞。林区需要多少劳动力啊，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大办法。所以福建、江西从沿海一带回来的农民很多都上山了，而且说到我们这儿来吧，别回重庆，别回四川了。这种情况对中国就业是有好处的。

　　大学毕业生就业怎么解决，当然现在有各种办法。全国政协开会，有委员介绍服务业外包的经验，这是中国劳动力能够充分发挥才能的地方。西安一个博士生毕业，专门替美国人的仓库搞值班。因为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夜晚，仓库要有人看，在美国夜晚上班工资要高很多，成本太高，就找中国人看。中国人不用去美国，全部通过电脑网络，很多电视探头，上班就坐在电脑前面，直接有电话通美国当地的警察局，这里有几个可疑的人出现，在第几个探头下照到了，那里冒烟了、失火了，赶快来查。这个工作，大学毕业生一训练就行了。

　　重庆则有一家公司专门跟日本人做网络诊所。日本人相信中医中药，可是到中国来看一次病太贵，这样就可以在网上看病。那边透视、血液检查报告、CT、核磁共振图片出来了，在中国诊断，网上开药和邮购。服务业外包可以干的事情挺多，大学生不用怕没地方就业。中国人一般是勤奋、肯干，而且成本比外国低。

　　中国就业问题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现在全国新增劳动力的75%，是民营经济吸收的。解决就业问题最大的基础还在民营企业，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发展转型和自主创新

　　第三个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从粗放型变成集约型，从速度型变成效益型。

　　现在美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把经济转型放在重要地位。为了将来在市场有更大的竞争力，连美国都在积极转型，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点。经济转型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要投资。大家都有这个愿望，我们的经济最好是V字型的走向，滑下来就立刻上去。

　　但是，第一，这做不到，因为这不由我们自己决定，而是受到欧美国家市场复苏影响的。它们复苏慢，我们哪能一下就上去呢？而且一下来就上去也没有什么好处；没完成转型，上去有什么好处？还是跟过去一样，将来又会发生那个问题，旧病又会重犯。所以宁肯上去慢一点，变成U字型的，在下面待的时间长一点再上去。这样可以在U字下面这个阶段进行经济转型。美国都正在转型，我们再不转型，在国际市场中能有多大竞争力呢？

　　经济转型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规划、指导、服务，这是政府的作用。

　　下一轮经济我们突破口在哪里？很多自然科学家、工程方面的专家、经济方面的专家在政协几次讨论，一般认为有四个突破口：

　　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新能源。新能源会带动整个运输行业的全部改造。他们设想小汽车用电池，不管什么电池，太阳能电池也好，风电电池也好，还是其他什么锂电池、氢电池，就是要把汽油省下来，或者至少一半用汽油一半用电池。他们还设想，将来这个电瓶一定要体积小，体积太大不行，一下班或者一回家，汽车一停就充电去了，第二天就可以继续开。

　　第二个，新材料。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意想不到，比如中国的建筑材料、形状可能全部都变了，有智能控制的新材料，冬天保暖、夏天凉快。还有装备制造业的新设备换用新材料。

　　第三个，生物科技。生物科技的影响面很大，医疗、卫生当然是一个方面，食品也是一个方面，包括将来吃的蔬菜、牛羊猪鸡鸭肉，可能都在生物科技上又安全、又营养。

　　第四个，环保产业。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要，环保产业能带动整个经济的改造。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加上环保产业，是我们要选择将来经济转型的突破口。

　　第四个问题，自主创新。大家都谈自主创新，实际上在过去长期对自主创新重视不够，这点一定要充分注意。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到的两个例子很突出。

　　第一个例子，上世纪末，中国彩电在世界上占领前面的位置，但是传统电子管式的彩电很快被液晶的、平板的彩电所替代，而日本在液晶、平板彩电方面领先。这样自从液晶、平板彩电出来，我们就落后了，现在正在改呢。当初我们疏忽了这一点。

　　第二个例子，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的照相机居世界前列，可是我们也是忽略了自主技术创新，没想到几年以后，数码照像机代替了传统的光学照相机，日本、韩国在数码技术方面走在我们前头。现在的数码相机，不是日本的，就是韩国的，有哪个是中国出产的，没有。世界领先地位被占领了，世界市场被占领了。所以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在自主创新上一定要加快。

　　自主创新问题对于品牌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品牌是靠自主创新来支撑的，没有自主创新的品牌不可能维持多久。有人觉得自主创新跟我没多大关系，我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自主创新是科技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要做的。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样要自主创新。

　　这次我们去广东调研，做玩具的，传统产业；做服装的，传统产业；做鞋的，传统产业。有的企业说我在设计上创新，先有创意再有创新，这样我就能够占领市场；还有的企业说，我做玩具在原材料选择上有突破，我就能打开市场；还有人说，我在环保方面有突破，你们对环保的重视不如我们，我的产品就好销；我营销方式有创新，我内部管理有创新，等等。所以说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要重视创新问题。因为没有自主创新，品牌就创造不了；有了品牌也难以保持。

　　最后一个问题，培育新型的企业家队伍。

　　时代在变，整个世界在前进。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停留在过去认识的基础上，那就不能适应当前的要求。应该注意到怎样才能不断跟上时代，做一个新型企业家。

　　新型企业家首先要认识到，企业做精是最重要的。小而精也是精，做精是第一。先不谈做大、做强，先做精。做精可大可小，小有小的好处，大有大的好处，但在精的基础上，做精就做强了，做稳就做大了。很多企业发展很快，一下子就垮了，为什么呢？大而不固有什么用，所以做精、做强、做稳、做大，这是最重要的。“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这三句话对每个企业家都很重要。只要站得高、看得远，思路是新的，那就能够大富。

　　最后讲一个故事。树上停了一只鸽子，树下躺了一条蝎子。蝎子抬头跟鸽子说话，我想过河去，可是我没办法，你驼我一段路飞过河吧。鸽子说可以驼，可是你别扎，你扎我，咱俩都掉下来死了。蝎子说，你要命，我也一样要命的，不会扎你的。于是鸽子就下来，蝎子就爬到它背上。飞到半空中，蝎子扎了鸽子一下，鸽子就掉下来了。鸽子说，叫你别扎我，你看我俩都得死。蝎子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惯性，扎惯了。所以以后蝎子再要鸽子驼它过河，两个同时都说，我们是同命运、共生死的，这样就能平安地飞到对岸。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民营企业如果垮了，对地方政府首先是不利的，地方政府税收减少了，失业增加了。但是地方政府管惯了，就要管你。所以说应该学鸽子跟蝎子的故事，咱们都是同命运的，咱们共同把地方经济搞好。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本刊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