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存在丰富差别的情况下，要素市场化的单一模式很难有出路，需要有多元化的实践。

　　文•刘伟

　　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成就的取得，都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事件。

　　六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奇迹

　　从经济发展这个角度，中国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奇迹。第一件大事情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经济实现了真正独立的发展，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状况，以及封建半封建的性质。世界上最大的积贫积弱的国家的经济获得独立，这对世界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直到现在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的近现代史发展来说更是有着发端性的意义。

　　第二件大事情是，中国经过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到80年代末（特别是以取消粮票作为标志），解决了温饱问题，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在当代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解决温饱和发展的难题。

　　再一个就是在温饱的基础上，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为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创造了一个富有希望的坚实基础。我们现在一年的GDP达到了30多万亿，剔除物价因素比改革开放初期增加了15倍还多，人均GDP增长了差不多11倍。这样的发展奇迹，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没有见到过，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是发展意义上的三件大事情。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性

　　在经济建设领域中，新中国60年来具有全球意义的创造还在于体制方面，即提出并且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体制。这个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创新，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创新，并且，这个创新被中国的实践经验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1992年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现在已有近20年的探索，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

　　第一个方面，在理论上这是个创新，既突破了马克思理论的传统，也突破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传统。马克思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有根本的分歧和对立，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否认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统一可能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市场机制作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统一起来了。

　　第二个方面的意义，在实践方面，中国改写了历史上力图把公有制和市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机制统一的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建立那天起，其实也就面临着不断的改变，而这个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就是想兼得市场竞争的效率和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公平，兼得效率和公平，同时兼得自由竞争的微观活力和宏观上的和谐有序。

　　此前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像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在不断提出一些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举措遵循一个基本追求，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财产制度和市场竞争的配置资源方式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两个兼顾的目的，既兼得市场竞争的效率和公有制下的公平，又兼得竞争的活力和宏观的有序和有计划。但是这些改革几乎都失败了，最后的结果是，当时这些社会主义改革为了取得市场经济的效率和竞争的效率，实际上都纷纷放弃了公有制，以建立或重构资本私有制来赢得市场竞争和市场机制的效率，为所谓“华盛顿共识”和西方意识形态所引导。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在中国历史条件和现实约束下，更好地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竞争和有序的关系，提出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基础上，使市场机制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从而使公平和效率、竞争和有序能够统一起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上的创新。此前都有这种追求，但几乎没有取得成功；而中国有这个追求，并且还在不断地取得成功，这是很难得的。

　　第三方面的意义，在指导思想和哲学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进步。在体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突出的特点，这意味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从空想到科学迈出了极其坚实的步伐。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过去一直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可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命题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什么是社会主义？当你对它缺少科学认识的时候，模糊不清的时候，就盲目地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容易教条化。拿一个都没有搞清的东西救中国，那中国岂不是很有风险？那怎么办呢？反过来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只有发展中国，只有真正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才是社会主义。不是用社会主义的教条来约束我们的手脚，而是用中国的实践和成功来证明和诠释什么是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恰是印证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逻辑：只有发展中国、只有救中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反过来像我们传统那样说。因此我们最近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发展中国。把这个统一起来，实际上不是为了孤立地搞所谓教条主义，而是要确立根本的检验标准。发展是硬道理，真正能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这样去理解。这是我们在发展观和哲学观上的巨大进步和质的飞跃。

　　第四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创新的最好评价。不论变革也好，创新也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得住社会发展的检验。尽管历史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过程，是中国社会进步速度最快、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速度最快的30年。如果说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制度前提，那就只能解释为，为什么生产力能够取得中国近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什么人们的生活水平取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提高，最根本的原因应当来源于制度创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制度创新无论有多少争议，但是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速度和水平是空前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得承认，这30年的制度变化是进步的，是正义的。生产力的标准是最根本的标准，不管这中间有多少争议，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总体上来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从来没有的生产力的进步和文明的进步。

　　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的不平衡发展

　　具体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磨合，其中也存在复杂的多层次的内容，未来的发展也面临进一步改革的挑战。

　　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商品市场化，不是实现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化，最根本的是实现要素市场化。也就是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财产制度上，怎么能实现要素的市场化？要素包含土地、资本、劳动、专利等等，可以把国民经济分成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知识产权专利市场等等，这些是构成一个国家市场化的根本所在。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走了30多年，中国商品市场化可以说基本完成了，无论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的市场化都基本完成了。中国商品现在90%多的定价是市场定价，可以去讨论这个商品市场是否是有效，是否有序，是否公平竞争，这是市场质量问题，但是从数量和作用的空间来说，在商品领域，中国市场机制已经成为绝对的支配性力量。中国市场化进程真正滞后的是要素市场化。

　　中国劳动力市场化在各种要素市场化里发展比较快，劳动力的工资基本上由市场决定，现在“吃皇粮”，也就是财政拨款和预算事业单位的劳动力占的比重已经不高，20%都不到。中国80%以上的劳动力基本上由市场决定它的价格，工资报酬这些东西已经以市场为主。劳动力市场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虽然在各个要素市场中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平，存在制度上的歧视，很难做到公平竞争。最典型的是农民工问题，和城里人相比，农民工劳动强度大，而福利不够高，工资水平低。甚至城里的工人也有二元体制问题，过去传统体制下所谓正规的职工和所谓新聘用的人员的职工体制差异等等问题都存在。所以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速度应该相对比较快，问题是质量有待加强，特别是公平竞争方面。

　　比劳动力市场进展相对要慢的是资本市场，这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在中国搞的时间比较短，深沪两地也就是十几年的历史。现在作用也还不够大，根据2004年的经济普查数据，通过股市的直接融资占中国工商企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还很低很低，只有几个百分点；中国工商企业的资本形成大部分还是靠间接融资，靠银行。而且直接融资中间还有投机、泡沫、炒作、大起大落、监管等等问题。

　　中国在间接融资市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在银行体制上央行独立出来，然后构建工、农、中、建、交等几大国有银行，然后带有区域背景的股份制银行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像民生银行这些非国有的股份制银行也有所发展，再加上城市信用社、城市银行，以及农村的信用社改造（集体所有制性质），都带有非国有的特点。这几年这些不同的体系发展很快，但是间接融资市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主要是国有银行存在垄断性，政府行政操控的力度还比较大，利率基本上是管制的，这些都表明市场化水平还不够高，还有待深化改革。

　　但和资本市场相比，土地要素市场更落后。不管怎么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产权界定基本是清楚的。而中国土地市场特别是农村土地市场，其实在产权边界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混沌。

　　从法律上说，土地交易事实上交易的是什么东西？产权边界在什么地方？中间会有很多利益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农村的土地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它的交易边界、产权边界、交易秩序等问题，都有待于讨论。如果说资本市场的问题主要是价格问题，在于资本市场的利率管制，那么土地市场之所以滞后是产权问题，是交易主体问题，而不是交易条件问题。价格是交易条件，产权是交易的边界。

　　至于中国的知识产权市场，更是处于萌芽状态。从法律构建的缺乏，通过什么机制去规范，到侵权行为的混乱多发，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要素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难题

　　所以尽管商品市场化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是中国市场化的下一步需要加强的战略重点和难点，不是商品市场化，而是要素市场化。在要素市场化的过程中，怎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既让这些要素满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这个基本财产制度的本质要求，同时又真正体现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这是一大难题。实际上说到底，矛盾的焦点就是怎样界定公有制的产权交易界区，这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对产权制度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产权必须是单纯经济性质的权利，不能有超经济限制。有超经济限制，比如说政企合一的产权，它首先服从的是行政规则，不是市场规则，不是经济规则，所以市场经济对于各种要素产权的要求，首先得是纯粹经济的权利。只有纯粹经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买卖，才能贯彻买卖规则，通过买卖才能有效配置，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行政的超经济的权利则有自己的规则，不能买卖，如果买卖就意味着腐败。多少钱能买一条立法，多少钱能买一个行政官员的级别，这就是非经济权利。而且一旦这个权利不是经济权利，它本身和行政、法律的权力叠加在一起，它们的运动首先服从的就不是经济规则。

　　所以为什么说国有企业过去它很难首先服从市场规则，是因为政企不分。其实政企不分不是在管理上政企不分，而是在产权上政企不分，资产就是国家的，搞坏了政府承担风险责任，怎么可能政府不管呢，这是个悖论。对国有企业来说，要求政企分开这是个悖论，要政企分开就非国有化，要是国有的又不可能政企分开，这是悖论。

　　市场经济对产权的要求，必须是纯粹经济性质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保证公有制为主体的财产权利，既是公有性质的，又是单纯经济性质的？现在除了国有制这种形式，还有集体所有制，但集体所有制也有自己的问题。现在怎么去建立、营造一种新的公有产权主体，既区别于传统国有，又是公有性质，又是纯粹的经济性质，首先接受市场规则的硬约束，而不是首先满足超经济规则，不是政企合一、听命于政府的，是个崭新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这将是一个创造，是从来没有过的。

　　第二个方面是，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得有交易界区。交易本质不是物理运动，不是说把东西从商场搬到家里，空间位置发生变化。交易的本质是背后的产权的转移和交换，是所有权彼此让步。所以市场经济首先要求交易物背后的产权一定是彼此排他的，彼此是分开的，有清楚的产权边界。而且这个边界越清楚，交易成本就越低，市场交易就越有效；否则的话，摩擦就越多，为解决交易摩擦付的代价就越高，整个市场机制就越无效。交易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可以使市场失灵，即所谓经济的外部性。经济学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条。现在的问题就是，过去人类的市场交易制度是通过私有产权的自然人之间的相互排他性保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难点则在于，怎么在公有制基础上又能建立有效的交易界区。这也是前无古人的事情。

　　所以，前一个难题是，怎么保证公有制基础上的交易主体是纯粹经济性质的，这是解决可不可交易的问题，否则交易规则就不能起作用，不可交易；第二个是怎么保证公有制基础上彼此存在清楚的交易界区，这是交易有没有效的问题，否则即使交易也是混乱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

　　要解答这一问题，要靠实践，在书斋里想不出来，要尊重各地的实践。由于各地发展水平不一样，文化水平和历史传承也完全不同，一个地方很难同时满足另一个地方的要求，很难有统一的模式。比如土地市场的问题，东北的和东南的土地资源配置，恐怕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农业生态文明不一样，东北是大平原，南方是家庭分散经营，完全不一样；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也不一样，对土地市场化的要求都不一样。

　　在中国存在丰富差别的情况下，要素市场化的单一模式很难有出路，需要有多元化的实践。至于怎么多元化只能靠实践了。必须尊重实践，宽容多元。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