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

　　随着第三季度经济数据的出炉，中国经济快速回升有目共睹。中国去年底出台的四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进行到现在，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全球范围内关于刺激政策退出战略的讨论，在中国也多了起来。但我们认为，中国宏观政策下一步焦点，不在于是否退出以及何时退出，而在于将刺激政策的投向，从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铁公鸡”）建设项目转向教育和医疗领域，通过刺激消费使经济复苏转化为可持续增长。

　　在今年前三个季度GDP　增长率7.7%中，政府主导的以基建为核心的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了4个百分点，净出口是负3.6个百分点。目前大多数人都认同，这一轮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强劲增长所拉动的复苏将持续一段时间。

　　按照目前基础设施建设主导的投资增速推算，今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预测的市场共识是10%左右的水平。即使经济增长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出口仍然恢复缓慢，中国明年的GDP增长率仍将超过9%。这是因为，大多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超过两年的长期项目。鉴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今年前8个月已经陆续新开工超过6万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入明年，这些在建施工项目的后续投入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持。此外，在诸如铁路、公路、保障性住房等领域仍有不少拟建（储备）项目在筹备中。而且，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仍然很充裕。举个例子，我国的铁路运输总量占世界的24%，但铁路网的里程数只占到世界总量的6%，这意味着在铁路建设投入方面仍存在巨大空间。

　　尽管如此，很显然我们不可能一直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来支撑GDP　高速增长。要想实现在明年以后的中长期都能保持相对高速的增长，实现国民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必须进一步刺激国内消费以实现更为均衡的经济增长方式。

　　若要谈刺激消费，一个不能绕开的问题是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居高不下。尽管某种程度上，高储蓄率反映了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动趋势（例如，由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抚养率不断下降）、社会和经济快速改革下所衍生的不确定风险，以及一些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文化因素。但由于政府行为也参与到国民经济支出和投资活动之中，政府行为的改变能够对　GDP的构成带来直接影响。顺理成章地，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也能够改变与个人储蓄和消费决策息息相关的经济环境。

　　从中国央行关于居民储蓄动机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子女教育、养老和医疗仍然是最主要的储蓄理由。近十年来这些领域所累积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但家庭部门所承担的教育成本和医疗成本的急剧上升，以及相应的公共基础服务的缺失和落后，要究其根源，政府在财政支持方面的不足恐怕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毋庸置疑，今年年初医疗体制改革计划的出台，以及三年8500亿元的财政支出计划为政府加大医疗及教育领域的投入，从而向更均衡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不论相对于沉疴过重的医疗服务体系，还是弥补过去若干年来的历史欠账来说，都还远远不够。

　　过去四年间，经济繁荣带动了政府财政收入的提高，政府储蓄率在不断迅速上升。以2008年为例，政府年度财政收入6.1万亿元，同比增长　20%，但政府的消费类支出仅为　4.1万亿，同比增幅15.8%。其间的差额，占到政府总收入的30%多，成为储蓄然后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和金融资产。

　　尽管去年出台的四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对于政府储蓄和消费模式的影响目前还难以准确估算，但超过70%的经费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性住房，必然大大增加政府的资本支出，从而带来政府储蓄率的继续上升。鉴于这种高储蓄率以及低负债水平，我们认为政府有实力成倍提高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

　　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刺激财政资金投入的转向，并不会造成消费者对于未来税负将增加的负面影响。财政支出增加对于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加上不断增加的保障性住房和消费贷款供给，将有力支持消费在未来三年中稳步上升，实现相对均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作者系汇丰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