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Foreign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探讨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文章，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MythofAsia`sMiracle）。该文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并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据此，克鲁格曼进一步指出，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东亚经济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由于三年后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很多人认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的批判预见了日后的危机。

　　现在中国可能也面临相似的问题。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一直在呼吁关注高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基本理由在于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已经太高，而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也批评了东亚国家增量资本-产出率过高的问题。

　　目前，在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明确的反弹趋势，但我们的投资率也在本已很高的水平上进一步升高，这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到底会造成何种影响？为此，本报近日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余永定研究员，请他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最困难的问题“未解决”

　　《21世纪》：10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些数据。其中，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8.9%，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7%，中国经济的反弹趋势日益明显，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今年“保八”已不成问题，您对目前的中国经济怎么看？

　　余永定：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分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肯定之前政策的效果，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让经济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对中国来说并不是难以预料的。在去年经济下滑最猛烈的时候，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保持8%的增长率根本不成问题。理由非常简单，除政府的执政能力等因素外，就是中国的财政状况较好，其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只有18%左右，这使得中国政府有能力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抵消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

　　实际上，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准备了相关预案。当时政策的侧重点还是反通胀，但中央为了防止形势发生变化就留了一手，制订了经济刺激预案，所以后来推出财政刺激方案并非临时抱佛脚。我相信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对“保八”一直是充满信心的。倒是很多外国学者和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不足，这也导致后来他们不得不多次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这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情况还不够了解。

　　 《21世纪》：听您的口气，似乎您觉得经济的迅速反弹对中国来说并非最困难的事情，那什么是最困难的事情呢？

　　余永定：最困难的还是温家宝总理过去说的那句话，即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并未解决。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近一年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此前数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允许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政策对中国经济起到了一种自我毁灭的效果。对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尽管在时机和力度的把握上存在缺点和问题，但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就是要抑制经济过热。2008年9月金融危机进入高潮后，中国经济突然出现了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此前的紧缩政策是不对的。

　　假如真要说这种紧缩政策有什么问题，那我觉得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紧缩得不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投资驱动。投资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投资率不断上升。中国的投资率在2001年是25%左右，后来增长到超过43%。投资与消费不同：消费仅仅代表当期需求；投资则不仅代表当期需求，而且代表未来供给。如果投资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就很容易在短期造成经济过热，在长期造成产能过剩。比如修建一个钢厂在短期内会增加对钢铁的需求，但长期来看，这增大了钢铁的供应能力。现在是经济过热，以后就会是产能过剩。你可以通过建设更多的钢厂来吸收新增加的钢铁产能，但新建设的钢厂必然会在未来带来更大的产能。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条件下，产能过剩迟早是会出现的。从这点上说，我们在一开始抑制经济过热，就是为了抑制后来的产能过剩，所以当初的紧缩政策，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

　　《21世纪》：您认为过去的政策方向正确，但力度不够。那您认为除此之外，政策上还有没有别的不足？

　　余永定：有，我们的“需求转移”政策做得不够。我所谓的“需求转移”政策是指目的在于改变总需求各个构成部分比例的宏观经济政策（或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例如，我们应该实施旨在减少投资需求增加消费需求、减少外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增加内需的“需求转移”政策。2005年7月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改为钉住一篮子货币，并令人民币小幅升值就是这样一种“需求转移”政策。通过财政政策，我们也可以实现“需求转移”。

　　此外，在实行“需求转移”政策的同时，我们可以实行一种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来说，在实行人民币升值等“需求转移”政策时，可能会出现不仅需求结构，而且需求总量也受到影响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转移”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可以带有较强的针对性。例如，我们需要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比如加强社保、医保体系的建设。在这些领域，财政政策可能更为有效。为了实现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可以更紧一些，从而为财政政策发挥结构调整的功能留下更多的空间，同时又不导致经济过热。

　　说到降低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方面，我觉得中国在人民币升值上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去年第四季度金融危机恶化以来，中国的外需遭受了严重打击，出口的同比降幅在20%左右。现在回想起来，假如2003年我们就允许人民币开始升值，或者2005年开始升值之后，我们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更大一些，这在当时会造成出口的减少和失业的增加。但是，有了4-5年的调整时间，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出口企业可能已经在升级、转型的方向上取得了重要进展。那么中国经济所受外需骤减的冲击就不会有现在这么严重的程度。

　　反危机措施无法解决结构调整问题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是成功的，但这一计划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否也存在负面影响呢？

　　余永定：由于强劲的投资需求（特别是房地产投资需求）和强劲的外部需求，2003年以来所担心的产能过剩并未出现。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3%，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也在10%以上。在此期间，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3个百分点。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长速度在9月为21.5%，10月为19.2%，11月陡降为-2.2%。据有关部门的计算，2009年上半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是-41%。出口需求的急剧下跌，突然暴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软肋：投资驱动-产能过剩-出口吸收-高速增长。一旦出口环节出现问题，增长速度就会大幅下滑。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必须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抵消外部需求的减少，而这些政策又只能主要集中于投资领域。这样，中国本已很高的投资率又进一步大幅提高。财政刺激计划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长期来看这必然增加供应能力。我们本来就已经是产能过剩，但这岂不是会在将来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但是，面对出口需求骤减，经济增长速度陡降，农民工失业急剧增加的状况，政府难道有更好的选择吗？

　　政府显然十分重视产能过剩问题，因而尽量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但是这也并非没有问题。

　　第一，投资率的提高往往意味着投资效率（不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如果今年的GDP增速是8%，投资率是50%，那么增量资本-产出率（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投资量）就是6.25，但发达国家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一般2到3之间，1991年到2003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4.1，这意味着我们原本就不高的投资效率进一步下降了。

　　第二，由于在短期内大量工程同时上马，工程建设质量也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我们能够做到吗？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也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仅仅有公路，但没有交通流量，公路建设投资又如何取得收益？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低效率、低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转化为银行的不良债权。此外，还存在银行资金来源（短期存款）和资金使用（长期投资）的期限结构问题。

　　第五，由于政府财政在刺激计划中也担负着提供资金的重担。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还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的财政状况。

　　总之，以基础设施投资为着力点的财政刺激计划，可以缓解产能过剩的问题，但又带来了投资效率低下、为不良债权埋下隐患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为经济增长恢复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危机过后，我们将面临另类的问题、甚至更大的困难。

　　《21世纪》：按照您的说法，似乎我们在解燃眉之急的同时，将许多问题留给了未来。

　　余永定：首先，我要强调，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政策是正确的。许多事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感到遗憾的主要还是在危机爆发前，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们的反危机措施往往不能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只是把这些问题往后推移，而且推移的结果往往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更难解决。还是举人民币升值的例子来讲，2003年我们在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当时的时机不好，应该等待更好的时机。于是我们就等，结果时机越来越差，这样一来我们就更不敢升值了。按照“十一五”规划，我们计划在2010年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但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恐怕很难实现了。现在贸易顺差有所减少，但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调整的结果，而是金融危机后外需下降的反应，我们实际上是被迫调整。

　　这样的选择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试想一下，假如我们早几年让本币升值，那么这会迫使更多出口企业及早转向国内市场，也会鞭策留在出口领域的企业早日实现产业升级，在价值链上寻找一个更好的位置。调整得早，痛苦也来得早，但这种痛苦和现在比要小很多，而且成本也会低很多。

　　结构调整不容拖

　　《21世纪》：就在统计局发布前三季度经济数据的当天，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迫切需要让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中性，以抑制资产泡沫的发展。他还在文中提出，目前依靠财政力量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以推动经济反弹的做法，对中国并非好事，经济的轻度减速并不可怕。您对这些观点怎么看？

　　余永定：我同意这个看法。现在很明显的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太快了。这么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你要想避免产能过剩，就只能降低效率。现在投资率不断上升，这是一种不均衡状态，本质上是无法持续的，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让投资率降下来。

　　另外，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连续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以稳定出口。今年出口退税方面的预算是6700亿元人民币，实际支出可能超过8000亿。这么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是没道理的，哪个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应该高一点，哪个行业应该低一点，正确决定是很难做出的。价格扭曲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出口退税也不一定对促进出口有多大效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做补贴了国外消费者，又容易激发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据了解，现实中，出口退税率调高以后，外国采购商都将这种上调后产生的利润空间压榨掉，国内出口企业并没有获得多少实惠。我们的财政支出与其花在出口退税上，不如直接花在帮助企业转型以及由于转型而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身上。

　　现在我们在投资和出口上的很多政策都有问题，但假如停掉了这些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下滑。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合理的经济增速应该是多少？我个人认为，中国合理的经济增速应以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为标准，也就是8%-9%。假如大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们就不要追求更高的增速了。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成熟，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还会下降。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但问题在于这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是这么看的，但老百姓能接受这点吗？地方政府能接受这点吗？这就是一个很难办的问题了。

　　《21世纪》：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25%，这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了二十国集团（G20）中第一个开始退出经济刺激措施的国家。目前中国经济反弹非常强烈，因此关于退出经济刺激计划的讨论也在升温，您对此怎么看？

　　余永定：我认为中国现在需要更多地考虑结构调整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速现在反弹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过于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把结构调整的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

　　实际上，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调整迹象，而且速度还比较快。这种调整是否可以同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结合起来呢？中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市场化的利率机制。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对国内的利率形成机制进行自由化改革，让利率随时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

　　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显然过于宽松，信贷增长速度过快，利息率过低。在中国推行低利率政策必然对资源配置产生不利影响。我们本来是希望用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来筛选出回报率最高的项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但在这么低的利率下，关系等因素会成为获得信贷的主要条件，而非回报率。这样一来，急需贷款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必然难以得到贷款。

　　此外，这里面还有社会公正的问题。老百姓辛辛苦苦赚一点钱放在银行里，得到的利息那么少，这合不合理？同时，银行可以在国家管制的利率下吃一个稳定的利差，银行大部分的利润也来自利差，而企业则获得了廉价的信贷资金，这等于是在用储户的钱去补贴银行、补贴企业。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我们除了应该降低信贷增速、适度调整基准利率外，还要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而利息率的自由化是今后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大概是比较有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21世纪》：您刚才谈了中国经济存在的很多结构性问题，但假设现在的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那么您对中国经济未来两三年的发展持什么观点？

　　余永定：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外，那么我认为未来两三年中国依然可以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速，比如8%-9%。但这种增长模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形势发生变化的主要标志可能在于中国财政状况的恶化，比如当出现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等外部冲击时，中国的通胀问题也会重现，到时候利率会上升，政府想继续通过低息发债弥补财政赤字就会变得越来越难，这时候问题就会比较严重。我个人认为，在此之前我们可能还有几年时间去做结构调整，以避免类似困局的出现，但我们拖的时间越长，未来的局面可能就越困难，调整的成本也会越高。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恢复正常增长（9%左右的增长率），有关方面似乎已经把结构调整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远景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