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2009年4月22日-23日，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中国企业家》杂志主办的“2009中国绿色公司年会”在北京索菲特大饭店召开。中新社发王辰 摄

　　林毅夫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17个月后，中行副行长朱民有望担任IMF副总裁。如果说林毅夫代表了“中国民间”，朱民则代表了“中国官方”

　　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常务副行长朱民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为IMF)高层的传闻，终于在10月19日晚间获得官方的初步证实。当天晚间，中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称，“于2009年10月16日收到现任副行长朱民先生的辞呈。朱先生因工作调动，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本行董事会对朱先生在任期间对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某财经专业网站是最早报道出朱民转岗消息的媒体。10月13日下午2时03分，该网一则报道称，朱民日前已经以未来央行副行长身份出席了相关外事活动，而“朱民担任央行副行长只是个过渡性安排”。过渡之后的对岸是IMF。作为186国央行的联组机构，转成央行身份是朱民要做的第一件事。按照国际惯例，派驻IMF的中国执行董事为司局级。如现任中国驻IMF的执行董事何建雄，就曾担任央行国际司副司长，中国驻IMF副执行董事。此番朱民升职之后，如果最终代表中国就任，其职位显然在高管级别——朱民在任中行副行长期间，官员序列为正司局级，而央行副行长为副部级。

　　10月13日晚间，中行董事长肖钢在上海的一番话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消息的可靠性，“至于(朱民)什么时候上任(央行副行长)，我认为是很快的，但是否为去IMF做准备，那是央行的事情”。2008年5月，应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邀请，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林毅夫辞去北大行政职务，出任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被视作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如果说林毅夫代表了“中国民间”，朱民则代表了“中国官方”。各大媒体迅速跟进，纷纷发表了朱民即将转岗的消息。其中，彭博新闻社在第一时间打通了朱民的手机，但始终无人接听。在这之后，无论是朱民本人，还是央行和中行，均未对朱民出使IMF予以否认，显示出这一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据一位接近中行高层的人士透露，就在9月下旬，中组部派员到中行进行了对朱民的考察。不过，朱民就任央行副行长只是第一道程序，明年1月召开的IMF执董会议将最终明确朱民的身份。目前，除了总裁斯特劳斯·卡恩，IMF还有3位副总裁。朱民究竟是成为第4位副总裁？还是替代其中的一位？最终的答案只有在3个月之后水落石出。

　　朱民此番转任的“曝光”，显然有违IMF高管任职的谨慎。担忧之一是，若拥有IMF接近17%投票权的美国执董意见不同，按照IMF任何重大行动均需获得85%以上支持的规定，仅美国执董的一次举手反对，就足以令中国和朱民受阻。担心之二是，提前曝光朱民的去向，或将引起金砖四国中另外三个国家的反弹，如果俄罗斯、印度、巴西三国联合，争取到搅局的15%并非难事。“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决策层怎么会不懂？中国显然已经与美国、欧盟、金砖四国及IMF达成了共识”，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把朱民亮出来，正好让大家熟悉一下”。

　　幕后博弈 既然代表“中国官方”，朱民的任职，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博弈的结果。博弈的焦点，在IMF自身的改革上。13个月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之时，IMF作为各国央行的联组机构，却未能及时有效地发出预警信息，令各国怨声载道。一个疑问遂被提出：IMF代表了谁？在这个国际金融机构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资比例为57：43，美国位居首位，日本其次，中国的投票权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3.66%，今年4月伦敦G20峰会达成注资共识之后，中国注资400亿美元，投票权微升至3.72%。没有人否认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至关重要的稳定性角色，但中国乃至金砖四国的投票权比例之低也众所周知，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能够进入IMF的高级管理层。

　　“你可以把IMF理解为一个股份公司，中国是股东，但在管理层却没人”，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博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知道，单一的股东，和在管理层里有代表的股东是完全不一样的。管理层里有了人，等于在政策的制订、决策、执行过程中，你会了如指掌，这与现在派驻华盛顿的执行董事完全是两个级别”。前述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透露，提出加入IMF高级管理团队早已是中国决策层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只是，通过何种路径入局，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实际上，在中国金融业内部，不乏海归高级人才(朱民就是其中之一)，也不乏对金融危机有深刻认识的人士，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和应对策略，最终获得了中央最高层的首肯。

　　中国的银行家们几乎一致认为，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明显缺陷。一方面，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强调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就要求美国的国际贸易一定要有逆差，否则各国无法获得美元。问题是，美国贸易出现逆差，必然造成美元不稳定，总体趋贬。美元泛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崩溃之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采取浮动汇率，令各国在国际贸易上更为困难——必须要考虑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发端于国际贸易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其杠杆越伸越长，时至今日，金融衍生工具已经扩展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全世界虚拟经济达681万亿美元，数十倍于实体经济，泡沫被捅破只是时间问题。基于此，针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对策于今年春天成型。最理想的一个结果是：建立一个超主权的货币，从源头上杜绝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

　　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悄然挂出链接：《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署名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文章的观点简单而鲜明：建立一个超主权货币，目前可以考虑加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此时，距离G20伦敦峰会的召开，只剩下一个星期的工夫。次日晚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元依然“非常强势”，没必要进行新的货币体制改革。在他表态之前的当天上午，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表态时说了实话，他本人对来自中国的提议持“非常开放的态度”。美股和美元应声下跌，下午，盖特纳又急忙改口，口径变得与美国总统一致。与此同时，金砖四国全部同意来自中国的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亦予以支持。问题是，世界大同为时尚早，超主权货币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基于此，超主权货币就成为金砖四国手中的一张牌，这张牌的背后，是两个现实可行的路径。其一，货币多元化。刚刚结束对华正式访问的俄罗斯总理普京，此番访华即与中国达成部分中俄贸易由本币结算的共识。而中国与东盟关于人民币贸易的协议，则在年中就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其二，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当中的力量，削弱发达国家的力量。朱民出使IMF，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博弈微妙而耐人寻味。半年前G20伦敦峰会期间，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曾经告诉媒体，他不回答有关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题，同时，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发达国家领导人也在这一问题上“集体失语”。

　　“集体失语”的背后，是中国宣布对IMF注资400亿美元。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说，作为注资的交换条件，向IMF派驻高层代表，已是金砖四国的共识。到了9月初，中国宣布认购IMF500亿美元债券，作为交换条件的高层代表派驻已经箭在弦上。10月初，IMF年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为金砖四国推选的最终人选提供了绝佳的博弈舞台。

　　前述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这样一个版本：中方正式提出派出代表，IMF反问“是哪一位”？中方的回答简单明了：朱民。为什么是朱民？这位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称，在秋天之前，朱民并非是唯一的候选人。而为世界金融体系输送中国人才，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酝酿。1984年，中国恢复了在IMF中的执董地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指示，做好派驻IMF的人员选派工作。现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当时因应这股东风，被派驻到IMF担任临时副理事，1990年升任IMF亚洲部经济学家。

　　任职多年之后，李若谷于1999年回国，并升任央行国际司司长。与李若谷不同的是，朱民未曾任职之前，级别将升至副部级，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抬升也不言而喻。导致朱民在多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是朱民的特殊履历。1982年，朱民毕业于复旦大学，成为上海市体改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朱民还短期担任过汪道涵(曾任上海市长、海协会会长，2005年病逝)的秘书。朱民于198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1年，博士毕业的朱民自己求职成功，进入世界银行，成为总部政策局的经济学家，一任5年。1995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楼继伟(后任财政部副部长、现任中投董事长)和时任国家体改委国际司副司长曹远征去美国访问，与老朋友朱民会面并言谈甚欢。

　　朱民当场就表示，自己想回国效力，拜托两位老友代为转达。两个现实的因素是：其一，一个人在国外，终归处在西方社会的边缘；其二，国内老友的发展都不错，说明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朱民很快获得了回应。鉴于他有着丰富的国际间银行工作经验，中行就成为他回国后的落脚处。1996年，朱民返回祖国前给留学生同学和朋友写了一封公开信，陈述自己归国的理由。尽管由于年月太久，老同事曹远征虽然已经记不清那封信的原文，但看过那封信的曹远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感人，很爱国。”

　　归国后的朱民获得了大展拳脚的机会。1999年12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计划，中行成立1216办公室，朱民担任办公室主任。这一次，朱民的主要搭档正是自己的老朋友曹远征。1998年国家体改委撤销之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的博士，曹远征也来到了中行工作。在中银香港路演过程中，朱民为发包方，曹远征为承包方，共同度过了一段至今仍令曹远征唏嘘不已的日子。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行以前在香港的各机构所有权结构非常复杂。这些机构当中，4家在当地注册，7家在北京注册，1家是总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在当地的4家机构又通过9个基金公司间接持有。其中，一些银行的名头非常响亮，如集友银行(陈嘉庚创办)、南洋商业银行、华侨银行。

　　如果不把如此复杂的股权关系全部理清，根本无法发行上市。与后来工行和建行上市路演不同的是，中银香港由于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牵扯多国的法律法规——曹远征将这些细节比作串联电路——任何一个细节没过关，灯泡都亮不起来。朱民、曹远征和很多同事一道，一头扎进这些细节中，仅仅最后成文的文件就有20多吨。压力大的时候，两个人三天三夜未曾合眼。“20多吨的文件，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你都要过目，并且不能出错，你能想象吗？”曹远征说。不过，朱民也因此熟悉了不同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这也为朱民获选IMF副总裁候选人加重了砝码。

　　2002年，中银香港上市。当天，香港几近万人空巷，引发港股狂潮。中银香港上市成功之后，朱民升任中行行长助理。2003年12月31日，中央汇金公司向中行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中行重组大幕拉开。次日，朱民和曹远征再度搭档，开始将发包方与承包方的游戏重演一遍。曹远征回忆说：“西方是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做一些不良资产剥离、重组的工作，我们5年前就完成了。”这无疑在2009年的遴选工作上又为朱民加了分。

　　2006年，朱民升任中行副行长，主管财务、内控、法律、战略和研究等业务。金融危机爆发一年来，他在多个场合，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发表演讲，反复阐述金融衍生工具过度泛滥的危害，极力主张“去杠杆化”。他在代表中国政府主张的同时，也显示出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熟悉。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称，派驻IMF的第一道关是英语，这就卡掉了很多业务很厉害的后备干部；第二道关是经验，而在这方面，无论是国有五大商业银行，还是央行内部，没有人比朱民经验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