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华尔街一个交易员所做的有关中国的梦。

　　有一天，他梦到了中国社保基金会领导的手机号码。做这个梦的交易员名叫陈迅勇。陈不是华尔街的一个普通交易员，他是华尔街人协会主席。

　　作为北美最大的华人高端金融组织，旗下有400多名华尔街交易员，超过半数在美国的金融机构中担任合伙人或者董事总经理职位。

　　再过不到半个月的11月7日，华尔街人协会将与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领导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签署备忘录，成为这家中国顶尖智库在美国的一家合作伙伴。

　　对于资产规模不断增长的中资金融机构们来说，他们在海外投资又有了新的顾问——华尔街华人一线交易员。

　　对于这些交易员来说，他们的机会或许是，不用离开原有职位，仍可以与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合作。

　　这当然不是权宜之计，因为摆在双方面前的是一条巨大的鸿沟：薪酬机制的障碍。中资国家背景的海外投资公司因为各种限制，并不能一步到位提供如华尔街那样有吸引力的薪水，对于华尔街的一线交易员来说，他们则不愿放弃跟中国公司的接触机会。

　　合作的模式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开始寻求技术突破。

　　“已经有数家大型中资金融机构与他的协会达成意向，双方每一个季度召开一次视频会议，沟通美国经济的最新动向。”陈迅勇告诉记者。

　　纽约的华人交易员们最近与中国金融机构频繁接触，借助于视频会议等科技手段，双方的沟通未来还将进一步机制化。

　　“与华人交易员加强联系，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被美资投行忽悠了。”陈凯丰对本报记者表示。陈是法国最大的银行农业信贷银行集团纽约对冲基金投资部董事总经理。

　　陈负责管理着约60亿美元的结构性对冲基金资产组合。他说，多利用纽约的华人金融资源对中国金融机构来说有利无弊。

　　这是来自北京的金融经济机构与纽约华人交易员加强联系的一个开端。合作的突破源自华尔街人协会两个月前的一次中国之旅，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让他们惊讶不已：中国比数据上和报道上呈现的更令交易员着迷。

　　华人交易员的梦之旅

　　3天8家公司6个部长。这是8月底至9月初，陈迅勇率领的由八位华尔街协会会员组成的“董事总经理代表团”在中国的一个行程安排。

　　出发之前，这些交易员还在嘀咕。“因为要见这三家机构的国内国外投资者都不知排队到多远了，并且不少人还找不到门儿。”陈迅勇说。陈说的三家资产管理机构分别是，中国国家外管局、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全国社保基金会。

　　“尤其是要人家就着我们的行程安排会谈。”陈迅勇回忆，还要临时安排，为此他几天睡不好。这让他有一天做梦都梦到社保领导的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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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数年，中国话题在美国持续升温，很大程度上都与外管局和中投在美国的投资行为有关。特别是中投今年以来频频出手，不断撩拨着全球金融机构的神经。

　　离开中国快20年，北京之行的点点滴滴都让这些交易员们感到惊奇，“太多脱节的事情， 太多没听没见过的事情”。

　　比如管理着约7000亿人民币的社保基金没有接待台，“连门都不容易找到”，但主管投资的社保基金副理事长李克平却让他们印象深刻。

　　虽然没有海外背景，李克平每天坚持阅读英文版《华尔街日报》，对海外的事情和海外来的朋友非常热情。

　　在华尔街看来，社保基金尽管目前在海外知名度不如中投，但未来也是潜力无限，中国企业与13亿人口约十分之一的收入源源不断流入社保基金，他们认为这家机构的规模未来很容易增长十倍、二十倍甚至更多。

　　同一天，交易员们还拜访了外管局储备司领导，并与外管局局长易纲共进午餐。在中投，他们与总经理高西庆进行了30分钟对话之后，还与首席投资官顾问以及八大部门的多位总监进行了充分沟通。

　　除了这三家资产管理机构外，陈迅勇他们还接触了中信、中金等投行，人寿、平安、泰康等保险公司，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智库，以及最大的几家基金管理公司和外资投行主管。

　　悖论下的机会

　　交易员们不愿意透露与三大资产管理机构沟通的具体内容。但他们表示，中方主要对美国宏观经济走势，会否出现二次衰退，油价会不会到每桶100美元，利率政策走势，美元汇率，不良资产的投资机会等方面较为关注。

　　对于这些话题，华尔街投行、华盛顿智库，以及大学的教授们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言论。但这些华人交易员们认为，他们可以提供不一样的观点，而且他们提供的不仅是观点，还有第一手资料的支撑。

　　有人担心交易员们因为自己的资金直接参与市场，他们在提供意见时也可能会掺杂自己的利益。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陈迅勇回应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才能提供第一手意见。只有真正在第一线打仗的战士，才知道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方搞军事理论的没有利益瓜葛，但是不知道战场上发生了什么。

　　比如去年夏季，当油价在每桶100美元上方不断创出新高时，国际投行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油价会上涨至每桶200美元，但到年底时油价却跌落至每桶33美元。

　　这些交易员说，如果直接问他们的话，他们不会给出高盛研究报告这样的意见。

　　LDH能源董事总经理徐建海说，尽管有人可能觉得报效祖国是大话，但如果自己的观点能够影响中方的政策和投资决策，纽约的华人还是会觉得自己有了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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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迅勇举例说，比如次贷危机，如果要找几个教授，可能无法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但如果把次贷产品的制造、包装，和销售人员都集合到一起，可以把这场危机的细节说得更透彻。

　　北京首站，拜访了中国金融界的多位高官之后，这八位华尔街华人一线交易员开始到地方兜售他们的观念。

　　这是一串意味着经历过华尔街各种风浪的头衔。除陈凯丰和陈迅勇外，其他几位代表团成员分别是ISI集团董事总经理马青，LDH能源董事总经理徐建海，赛克（SAC）对冲基金董事总经理刘汉兴，GallonQuantitative首席投资官郭胜北，IDC结构证券集团主管郭杰群，以及美国银行董事总经理NathanZhang。

　　他们分别代表了金融和经济中几个大的领域，包括宏观经济、能源、股票、固定收益、对冲基金、资产管理、金融数据，以及技术等。

　　他们去上海拜访了金融办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官员。同时还利用很短暂的时间去了一趟杭州和苏州，因为行程紧，苏州市长等到晚上11点，才见到他们。

　　徐建海说，杭州市长和他们谈到了民间资本投资海外能源的问题，山西最近关闭小煤窑给浙江资本带来了600亿元的损失，因此不光是外管局和中投，民间资本也需要找到一个除了股市和房市外，收益比较稳定的投资。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这些交易员们与中国金融界四五十位局级以上官员进行了会谈。郭杰群说，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见到这么多金融高管，说明双方都有需求。

　　跨越高薪障碍的合作

　　来而不往非礼也。跨国资本界的礼尚往来比想象的迅速。

　　9月中旬，当陈迅勇从北京回到纽约后，他又马上接待了从中国过来的诸多资本机构的负责人。

　　这同样是一长串不容忽视的名单：中金、易方达基金、南方基金、银华证券，清华布鲁金斯等机构的负责人。他在纽约举办了欢迎晚宴，让中方金融界的朋友与纽约华人金融高管们接洽。

　　对于如何与中资公司合作，这对华尔街人协会来说，现在是另一个未曾做过的梦。

　　陈凯丰在纽约主要帮助保险公司客户打理资金，他印象深刻的是几家保险公司对于欧美保险公司如何管理资产的理念和操作非常关注。中资保险公司资金雄厚，但目前国内投资品种有限。尽管他们也有出海的愿望，但平安投资富通的教训让他们依然很谨慎。

　　“对一个产品的前端、中端、后端，从制造发生发展，重新包装，卖到市场，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有人很了解。”陈迅勇告诉记者，“华人可以把这些事情谈得比较细，如果和美国人聊的话，可能只是拿一堆报告回去。”

　　2003年成立协会时，陈迅勇的一个出发点是为了维权，保护美籍华人，“一旦我们受人欺负，如果我们有一两百个董事总经理联合起来，分量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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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中，该协会发展了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约70%的华人高管入会。去年金融海啸之后，通过朋友介绍朋友的方式，他们开始在中国发展网络。

　　“全球的华人金融高管应不到1000人，共通的特征是有海外教育背景，八十年代入大学，现在是高管。”陈迅勇说，“中国与海外真正发挥桥梁作用的人，大概就这1000个人，这些人早早晚晚会认识，我们做的只是让这个过程缩短。”

　　不过合作并非没有制度障碍，核心问题就是薪酬制度。

　　陈迅勇介绍说，华尔街人协会会员平均工作经验15年，平均收入1000万。收入虽然不能代表太多，但公司能付这么些钱，证明他们是有价值的，即他们帮公司挣的钱10倍于他们的收入。

　　中资具有政府背景的海外投资公司，显然目前还不能给予同样的薪酬标准，去挖这些有着丰富经验的一线华尔街华人交易员。

　　因为中资投资公司仍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由于其管理层多有级别，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只要政府有需要，还要回到政府体系中去，所以说他们很难拿到真正高额的薪水，他们不能拿高薪水，这就很难保证能拿高额的薪水招聘市场化一流的基金经理。

　　作为一个制度性的替代方案，本报记者了解，目前中方已经有数家机构希望与华尔街人协会每一个季度做一个视频会议。

　　“如果中方对不良资产投资机会感兴趣，纽约这里可以找一些不良资产方面的专家，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交流。”陈迅勇表示，“我们这里晚上8点半开始，他们是早上8点半，专谈不良资产的问题。这样我们可以把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通过操盘手的角度，把第一手的资料介绍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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