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期看，能源的“国进民退”甜头很大。如煤炭行业的大型国有煤矿把小的民营煤矿兼并掉，其安全问题、技术问题、回采率问题，都能迅速得到解决，好处立竿见影。对于经济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国企垄断显然有其宏观的“甜头”，即能源供应和价格的可控性。但是，这种可控性带有很大的社会经济成本。

　　能源是一种商品，消费者应当按供应成本和消费量付费，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能源也是基本消费品，能源企业的国有垄断，对国有能源资源的垄断以及政府的行政定价，使它复杂化了。

　　目前，能源需求快速增长，能源价格上涨是一个趋势。而能源效率相对低下，能源改革是必需的。涨价是政府最不愿意做的事，除了对经济影响和社会负担的考虑，几乎每次改革和提价都受到公众质疑，演变为多方“博弈”，政府都会被考验是站在哪一边。

　　由于价格受到控制，对于公众来说，国企相对不透明的经营结构和成本结构，常有把成本“做大化”之嫌。政府和公众如何判断与相信其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涨价都会遭到质疑的原因。由于认为能源行业收入较高，公众对每一次价格上调都不能理解，都觉得吃亏。公众常常以企业是否已经到了非涨价而无法运营的点作为提高价格的依据，而不是市场的供需和能源的稀缺。由于能源价格上涨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大趋势，能源行业国企高度集中的趋势也不利于社会和谐。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说明，如果不进行能源产业多元化改革，有限的国企竞争本身不但不能解决效率问题，而且可能将其放大。

　　与国际同行相比，如果国有能源企业的效率还比较低，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价格机制上。目前的价格机制迫使能源企业承担政府职能，政府无法客观衡量企业效率，也无法将其与国际水平具体比较。

　　对于能源企业来说，承担政府的社会职能使其政企不分，不能单纯地依靠改善管理、技术创新、提供优质服务提高盈利，还需要把盈利的注意力放在与公众和政府的价格“博弈”上。需要民营和外资进入，设立一个经营底线和必要的财务纪律性，为政府合理制定能源价格和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投资驱动，并且常常因投资过度而导致工业产能过剩。低能源价格政策是投资过度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政策也增加了民营与外资对投资能源的疑虑。

　　国企垄断加行政定价，能源价格就必然成为政府宏观政策的工具，也很难避免将政府的社会职能强加在企业头上。比如，去年消费物价指数(CPI)一路走高，能源价格调整就只能滞后。如果能源企业中有相当规模的民营企业，可能政府就有另一种做法。

　　能源价格成为政府宏观政策工具的危险在于，会进一步扭曲价格。能源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与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由于其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改革过程中存在和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很多。

　　能源价格成为政府宏观政策工具的另一个危险是，能源改革会常常因为各种社会经济问题而搁浅，因此使改革丧失一些重要机会。延缓能源价格改革会增加可持续发展的成本。因为，如果没有可行的能源替代，政府的低能源价格政策可能导致能源无效或低效使用，这意味着将来更高的能源价格和更大的环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