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对于美国经济而言，上周有两个好坏相反方向的信息：好的是，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转正”，当日道琼斯指数以上涨回应；坏的是，上周五美国一天之内倒闭了9家银行，显示源自次贷危机的不良贷款问题仍在继续削弱美国银行业实体部分。今年，美国已经累计有115家银行倒闭。
但随着中国、美国整体经济在增长速度上的复苏，资本市场上涨以及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在核心扩张政策、利率政策上的逐步退出，当前关于危机的讨论似乎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到此已经结束，或者快要结束了吗？
在接受CBN记者专访时，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显然不这么认为。
CBN：你怎么看目前市场对经济形势的乐观看法？
王建：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触底反弹，主要归功于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足够且及时。但反弹中的中国经济开始孕育一些值得关注的新问题：一是大贷款、大投资显著加大了许多领域的过剩产能，并且还造成了一批新的过剩领域；二是在银行支持下，今年以来国有企业大量兼并民企，其中不乏效益低的国企兼并效益高的民企的现象，在不少领域里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格局。
CBN：你怎么评价目前的“国进民退”？
王建：加大过剩产能和引发“国进民退”，都不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初衷。只是因为在本轮“反萧条”措施中，必须依靠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来吸纳贷款和启动投资需求，才出现了这种不理想的情况。
作为短期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以牺牲部分合理结构与先进体制为代价，换得总体经济增长的步伐持续，是值得的。但短期政策只能应用于短期。如果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风暴到现在过去了，那么，以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回暖的轨迹也会转向，我们就不用过度担心结构劣化等问题。
问题在于，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到此已经结束，或者快要结束了吗？
CBN：这正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话题。美国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已经转正，美国股市对此也以上涨回应。
王建：我不这么认为。从2007年7月到现在，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这场危机与以往危机不同，它不是由发达国家总需求波动导致的商业周期性危机，而是一场偿付能力的危机。
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把本不具有偿付能力的居民作为贷款对象，投放巨量贷款，并通过这些贷款的证券化、国际化和衍生产品化向世界传播，最终由于这些证券和衍生金融产品不能到期归付本息，引起了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紊乱与危机。
而目前美国依然有大量银行在倒闭，房地产价格尤其是商业地产价格依然在下跌，美国信用卡信贷违约率等很多项指标都显示，衡量偿付性危机的指标层面依然没有好转。本质上，危机并没有结束。
CBN：美国依然继续有大量中小银行倒闭，但像高盛等机构都重新迎来了巨额盈利，除了失业率之外，美国整体经济也在向好。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王建：去年这个时候，国际上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处理美国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为此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大肆搜罗美元现金，以致出现了美国经济向谷底滑落、美元却强劲升值的反常现象。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元却开始走弱。进入第三季度，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按照去年7月份以来大量分析和数据，到今年7月本应是美国衍生金融产品到期兑现的高峰，但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美国金融机构对有毒金融资产进行大量清算的报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因为房地产价格并没有回升，居民和商业地产违约还在继续。
在年初就有各方面的消息和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把大量衍生金融合约的兑现期推迟到2011年，最近也间或可以看到一些美国学者对推迟衍生金融合约兑现期的批评。结合美元并没有到衍生金融合约兑现高峰就开始走软的情况，金融合约被推迟的情况很可能是真的。
如果真是如此，美国的做法就是把有毒金融资产这个“癌”暂时冷冻起来了，并且希望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的再度繁荣，特别是通过推动“低碳经济衍生金融化”创造一个新的超级金融泡沫，由此形成美国金融机构的新利润增长点，再以今明两年的盈利对冲已经产生的亏损。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解释，目前危机本质上没有结束与表面GDP和股市上升的背离。
CBN：你的意思是，两年之后会有更大的危机？
王建：最近美元下跌和黄金价格再度破千，说明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与美元资产的前景并不看好。我们国家在分析美国经济和美元资产投资前景时，也不能被表面的指标和数据所迷惑。
CBN：你如何预期两年之后的情况？
王建：美国最终还是逃不开如何处理有毒资产的难题，到2011年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大和更糟。
根据惠誉国际评级机构8月31日发布的报告，7月份美国信用卡资产支持证券的撇账率为4.26%，较2008年同期上升40%，同月信用卡贷款撇账率为10.55%，较2008年同期上升63%。房贷方面，伴随美国失业率的上升，止赎率也越来越高。所以，到2011年美国必须再次面临有毒资产问题时，金融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只会比本轮危机更大，由此也会引起新一轮全球金融海啸，这就是我说“危机两年后恐再次来袭”的道理。
由偿付危机所引发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此前我们只看到过日本一个案例。日本在1990年爆发危机后，在政府救助下到1993年也曾出现过2.5％的正增长率，其后才陷入了长期萧条。从日本的经验看，美国经济也可能是在今、明两年出现反弹后跌入一个长期低谷，是一个“V加L”形。
CBN：这个判断对中国经济和宏观政策有什么意义？
王建：美国的“V加L”曲线对中国经济复苏的轨迹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准备在一个世界经济长期萧条的背景下，考虑出一套长期的振兴内需的措施。目前这种以贷款和投资创造需求的短期应对措施必须改变。
还必须看到，如果两年后世界经济再次进入萧条，正是本轮投资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产能释放期。例如，下一轮汽车工业的产能释放高峰就是在2011年，届时大量到期项目也必须归还本轮投放的巨大贷款，如果到时国内需求仍没有打开，生产过剩的现象比现在还严重，
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程度就远非现在可比，要继续依靠投放巨额贷款拉动经济，恐怕不会像目前这样游刃有余了。
CBN：是否还有一种情况：通过两年应对，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再造了繁荣的市场，危机在两年之后也不会发生？
王建：退一步说，即便两年后不会爆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从目前开始就转入持续复苏轨道，世界经济也不会回到两年以前的繁荣增长。美国经济复苏也不会再次带动中国出口。
有两个理由：一是，美国经济复苏必然伴随着美国政府刺激政策的退出，而美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紧缩，必然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美国的需求；二是，美国以往的经济繁荣建立在美国居民庞大的负债消费基础上，而这在危机之后会发生改变，即家庭会更注重储蓄和家庭收支平衡。这些变化都会引起美国的进口收缩。把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希望建立在美国经济复苏上，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CBN：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套长期的振兴内需的举措。这项举措可以是什么？
王建：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多次呼吁，包括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文章，唯一能够尽快开启中国内需道路的，只有城市化。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之所以密不可分，就是因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中国目前的生产过剩来自两方面：一是人群中的收入分配差距；另一个是城乡差距。据最近社科院人口所的一项研究，其中由城乡差距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占60％。
去年以来的经济刺激计划，立足在以振兴产业为主体的供给增长层面，从市场化改革的取向看，供给结构调整更应交给市场，而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更应注重长期需求的创造。
我们应该抓住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比较稳定的好时机，立即转入以城市化为方向的结构调整道路。只有如此才能从容应对更严重的危机来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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