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改革要给新兴经济体空间

　　编者按

　　11月6日，北京大学主办的第六届北京论坛开幕。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危机的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旨在探讨危机发生的根源、及其对文明发展的影响。本报将携手联合国副秘书长里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阿罗等政学精英，共同探讨走出危机的道路。

　　-

　　11月6日，满头银发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JosephVernerReed），这位服务了四代联合国秘书长的老臣，拄着拐杖第二次出现在北京论坛现场，他想探求一条世界文明的和谐之路。

　　一个月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但国际社会仍然在为各国的减排责任和融资问题争论不休。

　　近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反补贴、反倾销、特保案等种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也层出不穷。

　　金融危机揭示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多年来的变化结果，新兴大国开始崛起，但国际社会的责权分配远远落后于现实发展，联合国改革步履艰难。

　　危机后的国际秩序何去何从？里德在6日上午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向记者强调：“联合国改革要给新兴经济体更多空间。”

　　日德“入常”仍欠火候？

　　《21世纪》：联合国目前面临改革问题，很多国家要求多元化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性。你怎么看待联合国的多元化问题？安理会改革应该着眼于容纳更多经济强国，还是重视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金融危机导致不少大国经济困难，在这一背景下，会费缴纳会不会成为安理会改革的重要考量？

　　里德：国际政治从本质上来讲还是政治，经济发展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是值得考量的。而且各国应该缴纳的会费是根据各自GDP计算出来的客观结果，所以一个国家不可能通过多缴纳会费的主观努力，来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席位。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联合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需要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空间。以非洲为例，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只有四个来自非洲的成员国，现在联合国有53个非洲成员国。

　　《21世纪》：那么从多元化代表性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哪些国家应该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我们知道，巴西、印度、日本和德国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入常”。

　　里德：其实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并不只有这四个国家。

　　这些国家对联合国来说，各有价值，但接受它们“入常”也各有问题。这或许正是为什么安理会仍然维持了五大常任理事国格局的原因。政治就是政治。我个人很同情日本和德国“入常”的愿望，但我不看好它们“入常”前景。

　　《21世纪》：最近，日本政府再度力推“东亚共同体”设想，并一度表示美国可能会被排除在“东亚共同体”之外。你怎么看待东亚一体化？你觉得联合国日后会不会吸纳东亚共同体、欧盟等地区性组织？

　　1

　　里德：在亚洲有不少地区性组织并不包括美国，例如东盟。我想，一个地区性组织是否包括美国，主要取决于地区国家的态度。但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不相信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能把美国排除在外。

　　此外，我想，欧盟或其他地区性组织将来有可能以成员身份加入联合国。

　　哥本哈根前景堪忧

　　《21世纪》：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在即，世界各国可能达成实质性减排共识吗？如果会议的最终结果难如人意，你认为阻碍共识达成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里德：气候变化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对哥本哈根大会有着很高的期待。

　　但我对气候变化问题有着切实担忧。我个人的感觉是，美国政府还没有做好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准备。日本、印度、中国等许多大的工业化经济体在怎样应对气候变化上分歧很大。

　　哥本哈根大会想要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会议渐行渐近，我有时不禁担忧大会的前景。我个人并不乐观大会能达成实质性的共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