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搜狐财经讯 今年来，航空、钢铁、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出现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将往何处去？日前，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了《“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讨会，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剖析。以下是搜狐财经的独家报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崔之元：
谢谢茅老师。我非常高兴今天上午有机会到天则所来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我好像有十年没来天则所了，上一次来天则所好像在十多年之前，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就是96年。
刚才茅老师也讲了，就是重庆市的国资，我可能和张老师对事情的状况认知不太一样。安徽和山东我不太了解，但是重庆从去年11月，我连续去了6次重庆，我觉得这个标题可能事实不一定准确，我觉得重庆的发展是国进民也进，所以，总结了一下。他是上海政权加交易所。他那个时候是浦东开发区的主任。他到重庆以后，他2002年去的，他到2008年，他把重庆的市属国资增长了4倍，但是与此同时，他大大减少了企业的所得税。因为西部大开发都可以在符合产业条例的基础上，对企业征收15%的所得税，当然国家规定是33%，但是在一些企业园区里面可以有一些优惠。但是黄其帆做了一些认购。因为其他的一些省市做了一些优惠政策，但是很快发现政府财政很困难，无法一些社会职能，所以它又收回了33%的企业所得税，但是到2008年以后，我们改成25%了。但是重庆一直坚持这样普惠的政策，特别是吸引了许多民营企业，它成为西部地区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是黄奇帆，2003年他就说，所有的企业的税负都要降下来。要是33%的所得税，就和银行的利率高不了多少，他说那样不行，他一定要把它降到15%，所以重庆市是普遍的，也不是只有工业开发园区是15%，所有的企业都是15%。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国资的增值，可以使企业很有底气，我可以实现给教师发工资的职能。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最近大家知道，重庆刚刚两个星期之前，一个月之前，投入使用可以说和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大剧院相媲美的重庆大剧院，那个是非常好的设计，我进去看了。但是整个的剧院的设计，投资都不从一般意义上的财政。黄奇帆说，由于增值产生了政府的预算，包括它给农民工上网，自己交费用交不起怎么办呢，可以有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可以使农民贷款，把自己的1/3交上去。如果比较说建大剧院，给农民上保险，修路等等，建大学城，还是要取决于民营企业，但是由于他对民营企业低税，而产生的国有资本的增值，这个时候就不取之于民了，大家产生了一个争论，这个争论很大，就是去年重庆的一个大的争论，公民第一次买房，财政部叫停，后来报纸道歉了财政部没有叫停，这是地方财政的权利。
这些都是因为重庆国资增值以后，它有底气可以做到国资增值和偿还于民可以并进。这也是我最近这几年呼吁的，张老师也同意的，我一直呼吁社会福利分红的一个主张。这是诺贝尔经济学讲的詹姆斯米德提出的。比如说要提高经济的利率，税收太高了，就妨碍你民营企业的创业积极性，你税收太高了，德国是40%、50%，北欧70%，但是确实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米德认为这是西方最大的一个弱点。它是西欧的一个国王形成了中世纪晚期的一个国债和税收的机制，而米德一直主张要建立自由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比现在的资本主义更加主张市场的竞争，而公有资本在市场里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公有资本的增值，促进整个宏观经济和微观的民营企业的创业精神有更大的发展。但是米德的三大共性。第一个共性是凯恩斯的指导下，和斯通这个人的影响下，创建了GDP的核算表，这个是最早的GDP、GNP的核算表。第二个就是我们老用的平衡，米德是国民经济的创始人。第三个，他倡导自由社会主义，但是这个没有得到重视，既使在他的祖国英国也没有人重视。但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对于理解重庆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启发的。
从实际来看，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判断这个事实来看。比如说，比如重庆有一个力帆集团，是重庆的汽摩行业是重庆的民营企业，都发展的非常好，重庆的摩托车已经完全把原来的日本的雅马哈都打下去了，它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也是世界第一。力帆集团现在要上市，要求引进国有的投资者。这个就像蒙牛的牛根生，有人说他卖身投靠中粮集团，但是他自己愿意引入。80年代的冯仑，他为什么引入地方国企，我觉得我们可以请冯仑、牛根生来参加这个讨论，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市场的行为，还是说有什么行政命令逼着他要这样做。
最后一点，和张老师有一个不同点，刚才张老师说国进民退好像和当前的金融危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国进民退，我认为国进民也进。我觉得主张国有化的两个西方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索罗斯，一个格林斯潘，他们认为国有化必须进行，哪怕是暂时的。
索罗斯，大家知道，当鲍尔森提出7千亿美元来买坏帐的时候，索罗斯是不同意的，它不是作为国有资本注入的，不是注入资本金的话，因为你就无法带动。因为7千亿作为基本资本金的话，根据8%的话，等于国有化×12%，所以索罗斯认为，更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不应该买坏帐。格林斯潘认为，从买坏帐的角度，也应该国有化。格林斯潘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的比较慢，他所谓的有毒资产，不能快速地被剥离，一个问题就是有毒资产的定价难题。因为现在的有毒资产的市场价，原来的市场价可能是一块钱，现在可能不到一毛钱，现在比如说花旗集团，他觉得现在价钱比较低了，如果国有资本来够了，他就会用模型价值，所以政府不愿意补贴太多，所以这样政府和花旗集团很难达成剥离坏帐的协议，就僵持着，因为帐面没有剥离坏帐，别人不敢跟你做生意，因为认为你的经济有漏洞。格林斯潘认为，如果你把华旗集团有国有化，或者部分国有化，你收购的坏帐，花旗银行一国有化一般，相当于你把钱从左口袋转到右口袋，但是双方都是主要的公有成分以后，就使得能够迅速解决坏帐，能够解决这个难题。这个就特别像重庆国企像90年代后期也是发展的一塌糊涂，黄奇帆去了以后，成立了一个鱼腹公司，这个鱼腹公司，重庆的1000多家企业欠工行的坏帐，一次性地还给工行，然后又发展国有企业。他可能想当时，工行同意帐面20%的价值，可能是亏了，当时应该要30%、40%才好。但是，黄奇帆和工行达成了这个协议，也确实因为鱼腹公司是重庆国有，工行是中央国有，但是它们没有一方是私有，一方是公有，所以西方的发展也证明，现在花旗集团已经被36%国有化了，AIG已经被70%国有化了，通用汽车已经是60%国有化了，只有5%是个人股东。
但是这个问题会不会出现，假设张老师说的，以前的国有又回来了，但是从重庆的这个事情看，从黄奇帆是一个改革的闯将来说，他们不会重蹈以前不事实，乱干预的情况。我这儿有一个以前他们的一个国企的措施了，我这个文章，有兴趣我可以给大家参考。
所以我说当前的事情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因为盛洪一直对西方的帝国和帝国传统有很多批判，这是我非常赞同的。但是中国的崛起在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有一些载体，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就是这个载体。这个载体应该跟米德所说的自由社会主义是不谋而合的。
美国的阿拉斯加，因为它的公有石油，取消了个人所得税，每年都给阿拉斯加的社会居民发一个社会分红，就取消了现在的低保。因为低保很不好，对隐私影响很大。如果妇女领低保金不能戴项链，还有说不能带手机什么的。我们设想，我们的公有资产对社会分红，而取消或者降低企业的所得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米德说的那种自由社会主义，这个萌芽，我觉得在重庆已经初步出现了。
谢谢大家。
秋风：
因为我呆会儿要发言，我就简单评论一下崔之元教授的发言。坦率我虽进一段时间对社会主义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对社会主义没有赵农的那么强烈的价值判断，甚至，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理想。但是我自己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小心。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就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下的体制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虽然它们可能共享某些概念，概念上可能是一样的，所以我非常简单地提两个问题，也许能够回答。
第一个，你在重庆看到的国有企业的盈利是通过什么方式盈利的？它们是不是像私有企业一样有效率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盈利的？因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在过去的5、6年里面，中国工商银行好像是世界上盈利最好的银行，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我觉得可能需要我们思考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些企业盈利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刚才崔之元讲了社会分红的概念。我记得我们天则也开过一个会议，就是经济怎样惠及于民。中国工商银行去年获得了多少的利润，900多亿的利润，这个利润到哪去了，我们不仅没有拿到钱，而且不知道这个钱到哪儿去了。
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两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面对这个问题，那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垄断的经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崔之元：
山西有一个改革委员会，我觉得现在报纸的报道确实不准确，但是山西发改委的网站已经全面公布，山西省对民营资本全面开放，有900多亿的基础设施，所以很多的浙江的煤老板转投基础设施，但是它开发基础设施，浙江商会已经在山西从开会组织浙江资本转移到山西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立所谓物流，它有一个大的物流港，就是浙江资本这种转向，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事实的判断问题。
那么，刚才秋风的意见，我觉得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一个是重庆国企为什么能盈利。我这个文章里稍微分析了一下。这个没有全面地展开，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重庆的国有制改造，黄奇帆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上海的浦东开发，是在89年以后，中国开发有一个停滞，通过浦东开发，从89以后，重新开启改革开放的航船和这个动力，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说黄奇帆会反改革。那为什么会使国资增值4倍呢，我觉得我们国有增长要打破马列教科书的僵化，同时我们要打破我们对西方理解的僵化，我们认为西方的事实也不是我们理解西方的东西。重庆从很多，不仅国企亏损严重，在90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重庆在北京有一个诗仙太白的白酒，它我认为比茅台还好喝，它在万州，后来卖给一家武汉的北斗星集团，但是北斗星集团买了诗仙太白以后，它完全没有履行和政府民营化的那个程度，比如包括技术改造，包括不解雇工人等等，所以不得不被重庆市把诗仙太白国有化，但是大家喝诗仙太白就会发现，在白酒行业是非常竞争的，它主要的办法是五大注资，三大平衡，我这个文章里面，它不是完全靠我们一般理解为垄断或者土地财政，它不是。因为我们报纸上现在流行地认为，国资就只是在垄断行业或者靠土地财政，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五大注资，它有很多实际上非常高超的资本重组。比如说西南政权重组非常难，黄奇帆用龙虾三吃，平行四边形等等的，他是一个资本运作的高手，就像美国一样，不得不走向国有持股。索罗斯来清华，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国有化可以吗？他说国有化是暂时的。我说这个暂时多长时间？因为美国胡佛总统的经济政策非常像现在鲍尔森成立的那个公司，实际上是以胡佛当初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两年，就是两年国有化重组，但是事实远远不是两年，是从1932年到1955年，实际上是30多年。但是整个西方是一个衰退的局面，盛洪可能看的很准确，但是他跟我不同的是什么，就是社会的载体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秋风说的那个分红，分红的问题，我一直主张分红，但是我们2008年以后，也有一个向国家分红，这是第一步，竞争行业和垄断行业不一样，竞争行业是5%，垄断行业是15%，所以我们全民分红已经走向了第一步，但是还没有落实到个人。但是我觉得既使没有落实到个人，刚才我举的例子，重庆所有的投资，不从税收上来说，而从社会分红来说，实际上等价分红，所以这里最重要要打破教条。我觉得我们下次要请冯仑、牛根生来参加讨论。我们不要想当然地从理论出发。
（本文由天则经济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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