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为何扛不过“拆迁条例”

　　一名新西兰国籍的上海女士，站在自家四层楼顶上用“汽油弹”与补偿太低的强拆一方对抗（《经济半小时》21日报道）；昆明市螺蛳湾批发市场上千商户上街阻断交通，抗议“没有任何赔偿”的拆迁（本报昨日7版报道）；重庆奉节一六旬老人因拆迁补偿金相差22万元，一怒之下爬上自家一棵15米高的桉树“窝居”3个半月（11月22日华西都市报）……

　　都是被“拆迁”闹的！结果：同样持新西兰国籍的这位上海女士的丈夫，事后被判妨碍公务罪，祖传私宅当场被铲车铲平；阻断交通的上千商户中的24名带头闹事者，被警方带离审查；树上“窝居”的老人下地后，有报道说即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

　　就这几起拆迁闹剧的起因看，归根结底牵涉的是利益问题。虽然，表面上看是被拆迁方个人利益与拆迁方部门利益的博弈，但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国家法律与地方法规的矛盾冲突，而且从中也反映出法律被部门利益无情“绑架”的苗头，至少它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忧虑。

　　面对铲车的强拆，上海这幢被拆楼的女主人站在屋顶高喊：“你们是哪个法院的，有没有法院的判决书？如果没有，就是强占我的土地，侵犯我的财产。”可见房主也是知法的。目前对个人财产保护最有权威的法律当数已经颁布并施行的《物权法》，然而遗憾的是，它却与仍在施行的《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相冲突。

　　于是，一个手持《物权法》，另一个高举《条例》，各用各的法，各说各的话。拆迁双方较劲抗争的背后，实际上是法律与条例在打架。按理，国家法律大于行政法规，但是在目前的城市拆迁中，却总有一只无形的手“插”在其中，那就是“权力”。

　　胳膊总是拧不过大腿，尤其反映在拆迁这事上，个人总是弱势的一方。即便是拥有新西兰国籍、识文知法的夫妇，最终也在消防高压水枪下败下阵来，那无权无势的老农也只能用上树“窝居”这一招了，用这种不是扔汽油瓶的“非暴力”方法抗争。可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建筑面积480平方米的一幢四层小楼的主人，却只能获赔每平方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以及1480元的土地补偿，这总共67.3万元的拆迁补偿，按当下疯狂的高房价，到哪里去买像样的房子？还有昆明这家从业人员超过10万的市场，被强行关闭后，在市场里人均投入了50万元租金等费用的经营户们，他们眼下的生计怎么维持？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弱肉强食”的成语。不是吗？你扔汽油瓶，我有高压水枪；你要“闹事”，我就抓你。而吉林市临江小区一拆迁户更可怜，11月19日户主赵老太去找临时过渡房，73岁的老伴因拿不出6000元租房费想不开而寻短见，可有关部门不顾该家正在办丧事，房子照拆不误。这是何等的强权，何等的没有人性。

　　拆迁中反映出来的种种闹剧，都让《物权法》的“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和《宪法》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成一纸空文。我赞同《经济半小时》中有关法学专家的说法：在这场法律和法规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一场利益之争，面对靠土地拍卖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势单力薄的老百姓拿的《物权法》实际上是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没有任何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