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一个国家的阅读史

　　为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新中国的阅读史首先是从识字开始的。据说如今我们步入了读图时代，对于文字的感觉已经迟钝，大概很难想象那种初识方块字的经验了。

　　“受苦人变成了当家的人，睁眼的瞎子怎能行”，农民翻身后要抓紧生产，也要读书识字。文化不应该只掌握在秀才老爷手里。于是有了著名的“冬学运动”，农时搞生产，闲时学文化。当时获取书籍的渠道非常方便，从省市一级到农村乡社都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图书馆，这是学习了苏联的图书馆群众工作经验，把书主动“送”到工人农民手中。我父亲曾经向我炫耀过，当时他所在的单位仅有十几人，图书室里连全套的《二十四史》都有，而且还会定期购买各种新书，社科文史哲，农林牧副渔，应有尽有。为了鼓励大家读书，工会和村社常常会组织读书小组、知识竞赛、名家讲座，读书成为工作之余的一种集体娱乐，那可比如今宅在家里看电视有趣多了。虽然读的都是同样的书，却也正因为这“同样”，读书变得热热闹闹。

　　当然，扫盲的目的不仅是让每个中国人至少认得200个汉字，还要培养出像高玉宝那样的新青年。一个众所周知的传奇故事，大字不识的高玉宝靠着勤奋自学，边打仗边“画”书，最终写成了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在五十年代中期出版后，很快就风靡全国——这是我们自己的“保尔·柯察金”啊！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浩然，这位同样是自学成才的农民作家，声誉和作品的畅销程度远远超过了今天任何一位畅销作家。《艳阳天》的广受欢迎，一如其书名一样，喻示着这个新生国家及其新主人对于生活的乐观和热情。当然，这种对光明义无反顾的向往也成就了后来“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奇观，是功是过，任人评说。

　　这个新兴的国家对年轻人抱有最殷切的期望。永远是革命的年代，永远是成长的年代。即使到今天，保尔·柯察金的誓言依然能唤起我们那份心跳的记忆。哪怕我们是那么喜爱美的冬尼娅，我们也毅然决然的和保尔一起告别了她。“革命者的爱情分外浪漫”，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莫斯科是我们的“圣地”，那么遥远，也那么近。阅读仿佛是一次朝圣的旅行，“在星空朗照之下，道路清晰可辨”，我们有那样多的苏联小说，有那样多的爱人同志，简直是幸福。《牛虻》（爱尔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收获》、《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无产阶级战士们就这样在阅读中跨越了国界，相互砥砺共同奋斗。

　　世界是我们的。只有那个时代的青年才敢于这么说。在那个腹背受敌被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年代里，精神世界极度匮乏却也极度膨胀。戈达尔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中国姑娘》，电影里漫天的红宝书可以淹没美国坦克，这也算是意识改造物质世界的极致了。我们读毛选，背语录，读书是接受政治教育，更是进行思想启蒙。政治、理论、文化不分彼此，改造着我们的世界观，进而改造我们的世界。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貌似齐整的绿军装下其实已然暗潮汹涌。正是求知的年纪，没有书读了。一小撮不安分的，找到了另一个阅读的领地。“文革”期间的造反和混乱为 “皮书”的流通大开方便之门。所谓“皮书”就是为了配合反帝反修斗争而出版的内部参考书，当时的报纸广播里经常会宣布一些批判的书目，恰好被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按图索骥的指南。“皮书”中流传最广的有灰皮书和黄皮书。前者主要是政治社科类，如《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等，这些本是为了配合中苏大论战出版的“皮书”，人们津津乐道的却是极权统治内部权力的倾轧与革命的阴谋。黄皮书则是文学类读物，既有苏修的也有美帝的，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的。当时最时髦的两本是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又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青年骚动，只是此时的反叛不再有保尔的坚定，也不再相信牛虻的出走。精神无限膨胀充盈于天地之间，狭长的星空许诺着远方，每个人却在问自己：“有了票，但是往哪儿去呢？”

　　虽然“皮书”在“文革”中已经不是特权阶层的专利，但仍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获得。后人夸大“皮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言说者本身即为少数。这些人或是高干子弟，或是围绕在高干子弟周围的青年，所居者也大多是北京上海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他们的生活就像王安忆在《启蒙时代》中描写的那样，骑着单车走街串巷于各种地下沙龙之间，在狭窄的客厅里聆听外国唱片，谈论哲学思想，欣赏现代绘画，加上交换点内部消息。这批在“皮书”的阅读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日后将会在八十年代的舞台上大显身手。“皮书”的居功至伟，在于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更重要的是，阅读以及精神生活取代了阶级规划，正在悄悄的重塑着中国的社会阶层。有机会接触或进入这些读书沙龙的人，成为了我们今天艳羡的所谓“精英”，知识与权力的结合马上就要在兴兴轰轰的改革大戏中上演了。

　　但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平凡的阅读。可能是工厂里的读报小组、理论小组，大家抱着搪瓷茶杯，读读文件聊聊时势；或者是家中的小书架，马恩列斯毛之间夹杂着几本幸存的古典小说，翻来覆去的看。虽然这些无法纳入一个国家的阅读史中，却不应被抹去，因为这才是历史的底子，才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旧时王谢堂前燕

　　“文革”结束后一本名叫《读书》的杂志创刊了，“读书无禁区”的口号石破天惊。大批“毒草”开禁，各种内部书公开出版，新书的译介也陆续展开。资本主义的精神食粮混着雀巢咖啡和可口可乐涌了进来，“封资修”的光怪陆离蔚为大观。极大的兴奋和刺激，也有无需掩饰的自卑，原来世界并不是我们的。

　　对于被开除“球籍”的焦虑使得我们迫不及待的拥抱一切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一部《美的历程》奠定了李泽厚在全国文艺青年中精神导师的地位。这部集美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于一身的著作开创了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的方向：以审美的、文化的方式重塑民族历史，启蒙民族精神。随后，朱光潜的《谈美书简》、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王朝闻的《美学概论》相继出版，一时之间人人谈美，人人爱美，以为只有美终能超越政治和国界。

　　文学和哲学也是美的。虽然当时流行“现代派”的颓废，但正是颓废得以烛照现实之丑恶，彰显灵魂之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荒诞感被迅速的对应于十年浩劫后的中国，《城堡》、《等待戈多》、《局外人》、《恶心》、《第二十二条军规》、《丧钟为谁而鸣》，再加上厚厚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种感觉就是，现代，太现代了！当时的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存在与虚无》，作深沉状以傲视这个“他人即地狱”的世界。这些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东西，读起来虽然懵懂，却着实是心有戚戚焉。从高度紧张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人们，饥不择食的填充着一个大写的“人”字，其实于那些虚无颓废的作品中看到的都是人性的复苏、个体的觉醒。因此，像《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的理想主义小说在八十年代也可以成为青年们的新“圣经”。这本小说具备了八十年代的一切关键词：爱与艺术，个人与庸众的对抗，人生的奋斗。那时有个响亮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就是八十年代的豪情，简单又实在，哪里会有什么虚无呢？

　　但还真是少了点什么。我们孜孜不倦的追求一个共同的世界，心中充满被抛弃的恐惧。一个新的世界打开了，一个世界也关上了门。并肩作战的阶级兄弟不复存在了，我们在世界棋局的博弈中，孤零零的。人也真的变得孤独起来。我们高谈阔论着康德萨特卡西尔，知识和思想的武装却没有使我们感到强大。高考的恢复是个分水岭，有人验证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有人却觉得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有人啃着“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有人则迷恋着金庸琼瑶三毛，阅读生活的改变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城市/乡村，学院/民间，精英/大众，读书开始有了雅俗之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人文学科的边缘化以及图书出版的市场化使得阅读越来越限于私人空间，不再是集体的娱乐活动。个体的阅读无关乎国家社会，无关乎任何宏大叙事，当然，读书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痞子”王朔的出现令仍在做着启蒙大梦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尴尬不已。这个出身于部队大院的北京侃爷，直言不讳商业大潮中的金钱、欲望、尔虞我诈与投机倒把，公然叫板于知识分子的道貌岸然，满口革命语录却油腔滑调。人们为顽主们的玩世不恭感到痛快，却也惺惺相惜于那份旧时王谢的失落与茫然。

　　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成为了转型社会的最大困惑。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都在试图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钱穆、钱钟书和陈寅恪的著作和传记成了畅销书，“国学大师”的名号与独立精神的美誉加诸其上。《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风行于市场，这个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坚持学术自由的孤独者形象满足了人们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期许。《傅雷家书》长达二十余年的畅销，成为了老少咸宜的“三字经”。浪漫骑士王小波横空出世，给这个日益保守的社会打开了一个叛逆的缺口。但是所有这些遗世独立的精神斗士，连同余秋雨、黄仁宇以及各位“落水文人”的美文，很快就成为文化市场上被消费的符号。“文化口红”似乎填平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沟渠，每个人仿佛都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偶像。

　　中国不高兴？

　　国门初开的时候，我们引进了一本美国的畅销书《第三次浪潮》。托夫勒这位美国“未来学家”预言，“信息时代，让穷国和富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虽然我们不知道“信息时代”为何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期待一个世界重新洗牌的“未来”。“未来”这个词在八十年代充满无限的诱惑，我们所有后发的努力，都是为了“走向未来”。可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也不敢说这个未来是我们的。

　　曾经的革命认同早就灰飞烟灭，我们在开放的世界中重新寻找新的认同。一本《格调》开启了“文化手册”的先例，我们发现自己非常需要各种各样的手册、“地图”、“圣经”来指引我们的生活，通过这些指南一点一点打造自己的新身份。村上春树们大红大紫起来，那些曾经晦涩的先锋文学如今竟然变得有点“媚俗”，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群体叫“小资”，叫“布尔乔亚”就更优美了。布尔乔亚们煞费苦心的把自己和大众相以区别，显示着自己的品味。

　　谁说精致美丽的东西只能是布尔乔亚的专享？五六十年代，为了普及文化，很多名著都被改编成连环画。“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请来的都是一流的艺术人才绘制插图，为的是让工农大众也能分享到阅读的乐趣。贺友直画的《山乡巨变》，精当圆熟的白描把合作化中的山村生活描绘得活灵活现。贺友直不是什么大师，连环画也不是什么能登大雅之堂的艺术，但是因为那份亲切，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反而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一直到八〇后一代，还能享受到看连环画的快乐，两毛钱一本的小人书，足以打发越来越寂寞的童年时光。独乐乐不若与众乐乐，孟子早就告诉我们了。

　　我们在阅读中想象着租界里的法国梧桐，四合院里的下午茶，老莫餐厅里的红菜汤，布尔乔亚们不仅是在怀念着旧中国，其实更是在渴望着世界。阅读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流动、拼贴的世界风景中，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在告慰着我们：我们没有被开除“球籍”。告别革命，大洋彼岸变成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我们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看到了奋斗的艰辛和梦想成真的炫目，几乎是义无反顾。个人的成功仿佛在喻示着民族的成功，但也遮蔽了第三世界认同的酸楚与焦虑，经验的创伤不可避免的呼唤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美国是天堂也是地狱。八十年代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深深的刺痛了我们的自尊，九十年代我们则用一连串的“中国说不”的宣泄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民族自卑。我们试图拒绝，但是这种皮里阳秋的拒绝更像是某种失意的怨恨，“美国将第二次失去中国”，是威胁，还是恐惧？

　　认同，永远在彼岸，但即使是那个彼岸世界，也显得破碎而模糊。我们开始怀念曾经的那种英雄般的存在，那时每个人仿佛都拥有征服世界的能量。并非是怀旧，而是如同布莱希特那样，不再顾念他的整个青春/但唯独不包括梦幻/长久地遗忘着屋顶/却永记屋顶之上的天空，我们不需要去粉饰任何逝去的黄金时代，但我们希望拥有一个黄金时代。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国崛起》备受关注，也有人写了一本《中国不高兴》，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且“写史”很流行，一套《明朝那些事儿》，把帝王的历史写成了一地鸡毛，像极了职场上的勾心斗角。虽然草根历史的确是与民同乐，但是不是也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意义？共和国六十年有一个属于人民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于丹讲的心灵鸡汤，而是一种气质，用老舍先生的话说，就是有那么点子“精气神儿”。找回了这种“精气神儿”，我们再来往前走，也不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