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国企扩张应有边界

　　在国有企业进入非国有部门之后,退出则是非常困难,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或者中国称之为“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因此国企扩张应有边界。

　　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要不要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也不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问题,而是它们间的边界问题。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没有发展边界,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间,那么经济必然失衡,危机不可避免。

　　此轮危机中,国家投入4万亿资金刺激,在财政杠杆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杠杆组合拳之下,经济趋向回暖,不过“国进”是否引发“民退”的争论即起。国内多位主流经济专家认为,国有企业承担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载体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体现了“国进民退”。但有专家认为这只是偶然和暂时的。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日前在穗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分析,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和西方的很不相同,在国有企业挤占非国有部门之后,退出则是非常困难,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因此他建议,目前的国企扩张应有边界。

　　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没有边界易造成经济失衡

　　记者:在这轮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在使中国经济摆脱危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危机时代你认为这种扩张的继续将带来什么结果?

　　郑永年:在执行政府拯救经济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西方政府通常多用金融杠杆,而缺乏其他直接有效的经济杠杆。中国的经济杠杆主要表现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通过这个部门,政府就可以结合行政和经济的方法把其政策推行下去。不过人们既要承认国有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也要看到目前国有企业发展趋势令人担忧的地方。国有企业本来就聚集了庞大的资本,现在政府的拯救经济方案的庞大的财力又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反而最终会演变成为其它各种危机的根源。

　　记者:国有企业这种扩张趋势体现在哪些新的领域?

　　郑永年: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个大趋势。一是国有企业急剧地扩展到原来的一般性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本来集中在电信、石油、矿产等被定义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但最近国有企业很快扩展到包括地产业在内的一般性垄断行业。第二个趋势也同样显著,那就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用股份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尽管这种渗透是在市场名义下进行的,但这里市场已经成了国有企业的工具,部分程度上破坏了市场规则。无论是市场和企业间的竞争,经济理性最重要。如果国有企业在缺乏经济理性下扩张,那就违背了市场规则。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市场机制,就会被破坏。

　　记者:那么国有企业在这轮大发展之后,新一轮投资应该被行政决策者朝着哪些方向疏导?

　　郑永年:国有企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往哪里去?出口有三个:

　　首先,为管理层和员工提高福利待遇。在西方的国有企业要增加工资,需要国会等立法机构讨论通过,而此前国内垄断性国企自主提薪的做法加大了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差异,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反弹,再提升将面临重重困难。

　　其次,上交企业红利给国家。中国的国有企业此前一直没有上缴,近年才刚刚开始实行,不过总额很少。这部分上缴的红利,国家可以用于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和教育等社会政策改革。

　　第三,可以用这部分钱走出去,在海外开拓新兴市场。在这条路上,中国的国企走得很艰难。在美国和欧洲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如果这三条路径不通,国有企业的投资就会流向国内市场,越滚越大。从长远来看,如果不给国有企业扩张一个合理边界的话,将挤占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然而非国有企业在就业、分配、效率和效益、竞争等很多方面甚至扮演着比国有企业更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要不要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也不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问题,而是它们间的边界问题。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没有发展边界,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间,那么经济必然失衡,危机不可避免。

　　记者:那么你认为国有企业主要在哪些领域、哪些产业扩张?这个边界应该在哪里?

　　郑永年:这是需要讨论的。目前中国自己也对企业有不同分类,诸如一般性垄断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和行政垄断行业等。我认为由国企控制的领域应该是那些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需要的行业,诸如在国防、安全、能源等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关键性行业,在这些领域可以由国有企业垄断。当然垄断也不是指由国家百分之百的控制,国家可以控股51%,其余49%交给民企。要划定一个边界,不能国企有钱了,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去。否则民企空间就很小了。从经济效率等层面来说,国有企业的效率要低于民营企业。人们在讲有限政府,就是政府要有边界,国有企业更要讲边界。

　　全球化时代国企必须扮演积极角色

　　记者:仅仅在十余年前,人们一谈到国企,就会浮现经济困难和工人下岗的画面,但是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国有企业和十余年前相比,你认为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实质性不同?

　　郑永年:完全不同。以前国企承担很多社会和政治功能,医疗、教育等,一个国企相当于一个小国家。改制以后,国有企业把其他的事务交给了社会、交给了市场,公司实行了法人化。国有企业的这些变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抓大放小”的改革。这个设想非常具有战略性。就“抓大”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是如此大的一个国家,不但要建设各种庞大的公共工程,而且也不断面临各种危机。国有企业的作用非常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国有企业也必须扮演另外一个积极的角色,即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当时“抓大”的战略思想就是向日本和韩国学习的。在这些国家,大型企业集团在增加国际竞争力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记者:在金融危机之中,中国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主动走出去,收购境外大型能源、资源性企业,这将是一种常态?

　　郑永年:西方的企业经过这次危机的优胜劣汰,一批企业倒闭,在危机之后生存下来的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会更强,中国的企业会面临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

　　记者:但是人们应如何看待国有大型企业乘机走出去?

　　郑永年: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产品都已经走去了。但是集中在低附加值领域,牺牲了大量的劳动力,付出了环保等高昂代价,这对中国很不公平。提高产业的附加值是眼下最紧要的。这并不是说中国就不应出口具有传统优势的衣帽等制造业,产业升级不仅仅指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也包括同一产业内的升级,意大利一件衣服的利润甚至超过国内上百上千件衣服,中国完全可以在这些传统产业进行产业升级,朝着意大利服装的方向努力。就目前来看,西方经历过了工业化阶段,而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需要大量的铁矿石等基础原料。一些国企正在走出去,但还主要是资源外交。但即使在一些资源性收购上,中国也遇到了阻力。在国企走出去的路上,收购IBM这样的案例毕竟很少,大多数还是附加值很小,而且非技术创新型的。不过现在国有企业也在调整,飞机制造、汽车、造船、航天航空领域已有动作,如何去追求附加值高的领域和技术创新型的领域,这是面临的挑战。

　　记者:划定国企可以涉足的领域,会有助于经济结构完善?

　　郑永年:国企没有必要去挤占民营企业可以胜任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市场,否则这对国家没有战略意义。国家没必要把什么事情都交给自己人来做,否则效率受到影响。国有企业也要考虑经济理性,在商言商。政府一方面要把大量的空间让给非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可以用税收、货币政策等来规制民营企业。设定国有企业合理的边界、政企分离、有效防止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干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治理机制、建设国有企业外部的监管机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有效的改革才能达到。有了这些制度,国有企业才会是国家强大的保障。

　　(记者景小华 见习记者彭国华实习生杨鸽)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