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门”动摇“反全球暖化”道德坐标

　　就在12月7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哥本哈根会议即将召开之际，突然发生了“气候门”事件，有黑客侵入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服务器，从中窃取了1000多封邮件和3000多份其他文件，并将窃得的共160MB数据上传到了多个网络服务器上，一时间在关注气候问题的评论圈和公共舆论中炸开了锅。

　　据一些读过部分邮件的评论者介绍，这些文件暴露了，持人为全球暖化学说的研究者，如何刻意选择统计方法修饰数据，如何在私下抱怨研究结果不确定的同时却对外界信誓旦旦，又如何在学术同行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甚至对学术对手的病逝幸灾乐祸；这些信息，经过人为暖化怀疑者的挑选、渲染和传播，在舆论中造成了巨大影响，很可能影响各国选民对气候政策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转变继而会影响政客们的姿态和立场，或许在哥本哈根就会有所显露。

　　讨论气候问题，需要意识到一个前提：地球气候是一个极其复杂、高度不确定、难以认识清楚的系统，对气候的研究包括了从天体物理、天文史、太阳物理，到空气力学和化学、地质史、生物史和生态学等诸多学科，这些研究所需要的事实，绝大部分已湮没在漫长的历史之中，而研究所依赖的诸学科，却多半还很年轻稚嫩。

　　所以，即便在这方面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学者们，对于气候系统运行和历史演变的认识，迄今仍处于十分初步的探索阶段，因而，他们对气候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所做出的任何总体性判断，都不能给予过高的置信度；可以这样说，如果具有同等可信度的证据用来提起刑事指控，是远远不足以让法官定罪的，甚至不足以立案；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人为暖化上的结论，应该放在这样背景下解读。

　　气候问题之所以如此充满激烈纷争，是因为一方面关于气候的学问庞杂深奥，为外人所难以理解，更无从评估和判断，但同时，如果IPCC的结论是可信的，且框架公约付诸实施，便意味着低碳大气已成为一项稀缺资源，因而需要为此资源创建排他性，而这将大大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不仅提高我们日常的生活成本，对某些产业还将带来毁灭性打击。

　　更严重的是，由于无法阻挡大气的全球性流动，碳浓度的排他性必须由一个全球性强制机制来实施，这将史无前例的为一项生存必需品建立全球排他性，是迈向创建全球政府的一大步；一个对权利、生活、法律和政治体系即将带来如此广泛而深刻变化的进程，无疑会激励人们对此作出评估和表达意见，此时此刻要求外行闭嘴，是粗暴和不切实际的。

　　作为外行，我们有理由怀疑IPCC的结论，尤其当得出这一结论所依赖的推理链条如此漫长的时候；在赞同气候政策的报道和评论中，最多听到的是关于全球暖化的各种迹象和警告，却常常忽视气候政策背后的逻辑链：存在暖化趋势，这种暖化从历史上看是异常的，异常暖化的主因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的主因是碳浓度上升，碳浓度上升的主因是人类活动。

　　1这是极端简化的推理链，实际上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复杂的因果推断和论证，如果其中许多环节的可信度都不高，那么基于整个链条的结论就十分可疑了；用如此高度可疑的结论去要求全世界每个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此次气候门所暴露的问题，由于尚没有足够的文件被仔细解读，还无从判断；且不论气候学界是否存在有组织的编造和歪曲，但可以相信的是，在科学意见从学术界走向舆论和政治的过程中，极可能被扭曲和放大，因为传播学和政治动员体系内在的具有这种扭曲和放大的本性。

　　媒体历来偏好灾难事件，这从灾难时期的收视率和点击率便可看出，而暖化危机是很好的危机题材，而且气候趋势的不确定性使耸人危言在短期内很难被证伪；同样，政治家也喜欢危机，所谓乱世出英雄，灾难是最有效的动员令，无论所动员的是战士、选票、还是税收。

　　所幸的是，媒体也喜欢丑闻，科学造假是很好的题材，而造假带来的选民愤怒和信任危机也定会引起某些政客的兴趣，或许气候门会发展为一次反方向的舆论和政治浪潮；这样的潮流反复是好事，有助于我们从双方的辩论和争斗中看清真相，作为最终承担代价的老百姓，不妨抱着警惕心静观其斗，而对于实际的政治进程和权利变动则尽量施加阻力，随着更多的事实、理论和逻辑过程被暴露，最终基于常识做出自己的判断；历史上，许多纷争反复都曾帮助我们看清道理和走向成熟。

　　退一步讲，即便IPCC结论可信，气候政策难以避免，中国国民也不应承担比现在更多的义务；事实上，过去数十年的人口形势大扭转（计划生育）和快速城市化，是中国人对全球环境的最大贡献，并且这种转变在今后几十年仍将继续，它的效果远超过将碳排放压缩几个百分点；与传统农牧业相比，城市的高度密集生活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