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开拓者反思

来源：金融时报

2009年11月27日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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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鸿儒的人生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一本《变革》记述了这位近八旬老人参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和自己的思考。这是刘鸿儒继撰写《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之后，出版的又一部阐述中国金融体制深刻变革的力作。前者他以走在时代前列的思维，记述了探索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的艰苦过程，后者他用点面结合的方式，将中国金融体制六十年的巨变娓娓道来，既有鲜活的细节叙述，又有对中国金融体制发展脉络鞭辟入里的分析。他强调，这本书不是个人回忆录，是讲中国的金融体制史。

　　拓荒

　　1959年从前苏联留学归来就进入人民银行工作，做了近十年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的刘鸿儒，可以说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中国金融发展改革权威见证者。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金融业的许多重大变革和突破，都有他参与其中，凝结着他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

　　他曾亲身经历了中国金融业凋落萧条阶段。“文革”时期，“四人帮”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招牌下，攻击利息是剥削，货币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当时一些造反派竟跑到银行，荒唐地要求取消利息。人民银行被逼无奈，只好采取双轨的办法，以应付局面，即银行存款设两种柜台，一种是有息的，一种是无息的。当刘鸿儒陪同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事时，周总理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周恩来说，这不是逼着客户明确表态：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要立即纠正过来。

　　尽管周恩来竭尽全力地维护国家正常秩序，却也难以阻挡“极左”思潮的疯狂。到后来，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都难以存在了，1970年，在银行业务基本停顿的情况下，银行系统同财政部门合并，人民银行总行并入财政部，各省市分行与财政厅（局）合并。当时，刘鸿儒作为人民银行的代表同财政部商谈具体合并事宜。最后决定，人民银行的综合部门并入财政部的相应部门，单独设立一个银行业务组，主管相关业务。一个泱泱大国的金融业只剩下一个小小的业务组，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创举”，刘鸿儒此时悲凉心情可想而知。

　　经历过艰难的人对一个国家拐点的记忆犹为深刻。刘鸿儒至今清楚记得当他得知邓小平“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讲话时兴奋的心情，他立刻意识到，这是把银行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因为办真正的银行，必然是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伴随的。刘鸿儒听到李葆华行长传达这个指示后，马上到机要室查出那次座谈会的简报，他看清楚这句话后，觉得心里亮堂了，改革方向清楚了。

　　随后，他撰文在中国首次阐述了银行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指出，发达的商品经济必然是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银行是经营货币和信贷的特殊企业。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有货币和信贷，这才有银行。银行的发展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一些常识的论述在三十年前写出来，是需要胆识的，因为在当时，市场经济还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走社会主义道路需以计划经济为主还是主流观点。由此，在刘鸿儒等人的努力下，金融体制改革起程了：改革了信贷管理制度，突破了一些资金供给制框框；初步改变了单一银行信用形式，开始试行灵活多样的信用形式；改革了外汇管理体制，扩大了对外金融往来……

　　1984年，发轫于农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呈燎原之势，而作为经济发动机的金融业，其全面系统改革的路径尚不明朗。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只是说，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刘鸿儒找到时任国务院领导，请示怎么办？这位领导说，看不准，财政收支是透明的，银行资金运用是不透明的，搞不好要出大事。

　　凡事预则立。随后，国务院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刘鸿儒牵头任组长，小组成员有年轻学者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还有在人行研究生部学习的吴晓灵。这些日后中国金融界的风云人物在刘鸿儒的带领下，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听取多方意见，拿出了改革方案，总体设想是建立灵活、高效、多样的金融体制。以后二十余年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围绕他们当时提出的具体目标而不断深化的。如：建立中央银行调节自如的管理体制，做到既能搞活经济，又能实现宏观控制；在全国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金融中心；发展多种信用形式融资渠道，等等。

　　坚持

　　变革常常伴随着曲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例外。1989年之后，经济体制改革一度遭到有些人的非议，有的报刊发表整版文章批判经济领域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部门负责人在接待外国代表团时，明确指出，市场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人在批判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否定银行改革的方向。还有的人认为，实行股份制就是私有化，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山雨欲来风满楼，由此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放慢了。对此，刘鸿儒十分焦急，他来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办公室，见到江泽民后说，总书记现在很忙，我就直接汇报我想不明白的问题：现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不是错了，我们还要继续改革下去吗？江泽民坚定地回答：“现在搞的经济体制改革全是邓小平的思想，没有错，今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体制改革推进下去。”听了总书记的话，刘鸿儒心里有底了，坚定了他的改革信心。由此他也认识到，改革不要怕争论，也不要用争论来区分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大家去做，由于处在不同岗位和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恰恰有了不同看法才能使决策者考虑得更周全，从而减少失误。

　　1990年春夏之交，深圳突然出现“股票热”，在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份，股价在很短时间内连续翻番，全国的资金都在向深圳聚集。对此，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发表文章报送中央。有五位领导同志分别作出批示。有的讲，应该立刻关掉；有的则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证券市场的存亡处于危急关头。而后来危机的化解则源自江泽民与刘鸿儒在飞机上的一次长谈。1990年11月，江泽民在参加完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后，在由广州飞往北京的专机上，专门找刘鸿儒了解股票市场的情况，在场的还有田纪云、温家宝。刘鸿儒把股票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律详尽地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并向总书记表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股票市场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没有经验，也缺少知识，但是要相信我们能够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发展道路，无论如何，股票市场和试点还是应该试下去。江泽民听后说，可以把上海、深圳两个试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

　　反思

　　《变革》一书作者刘鸿儒虽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开创者，但他回首往事，却丝毫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沾沾自喜，而是充满了冷静的反思。

　　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刘鸿儒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及我国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特点、难点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但学了苏联，还加了自己的许多共产主义因素，与苏联更为不同的是，中国在生产关系方面推进的运动，一个跟着一个，对生产力造成很大破坏。因此，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只能是渐进的，先试验再推进。金融改革是根据经济改革的需求和进展逐步推进的，同时也会促进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改革超前了，条件不具备，实现不了；滞后了，会形成阻力，起副作用。

　　迂回推进改革是刘鸿儒的经验之一。他说，在改革探索中遇到阻力难以直线推进时，就要采取迂回的办法。例如，平安保险公司以股份制的面貌出现，冲破了保险业的垄断局面，但在下伸机构时遭到同业阻力很大，我们就一面帮助其在全国设机构，一面帮助其横向发展，建立信托和证券公司，走金融控股公司道路，现在看来这是成功的。

　　作者并不讳言有些改革走了弯路。比如，农村信用社曾一度脱离了农民，现在又要回过头来重建农村信用体系。又如，城信社变成了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好。再如，有的以民营企业投资为主体的银行建立后，业务发展了，股东赚钱了，变成了追求高额利润的商业银行，也没有起到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服务的作用，等等。作者进而指出，这都说明，我国的金融改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既要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更要解决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在推进国际化的进程中深化改革。

　　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分享作者的人生体验和他眼中的金融世界，使我们对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看得更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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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