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三鹿的死胡同

　　　30万结石宝宝的赔偿问题是健康与社会文明的考量，但数百万奶农的谋生之业能否继续则是生存担忧。孰轻孰重？无法计量

　　在三鹿结石宝宝的赔偿问题上，简单的寻找对错方，是件不容易的事。

　　指责政府忽悠了30万“祖国的花朵”是不正确的，至少是片面的。依照当前的司法程序，企业宣告破产后，偿还的依次顺序是员工的工资和社保，此后是抵押债权，最后是偿还普通债务，这其中包括患儿的赔偿部分。从这一方面来说，这是法律的规定，既然如此规定，这个判决就是合理的。

　　但随着判决书一下，结石宝宝的赔偿希望也就破灭了。在赔付了员工的工资和社保，银行贷款之后，三鹿没钱了。讽刺的是，呼唤多年的法律法治，在这次破产程序中得到了最“严格”的执行，最后得到的却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一方面，企业的破产不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走，最后肯定是大多数人下岗，少数人得利。但另一方面，我们努力执行法律程序时，就必然造成一个事实，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

　　法律在这里似乎走入了一个死胡同。要跳出这个圈，我们必须要有更高更远的视野。仅仅只看到三鹿，几个官吏，就无法从更大视野观照真正的事实。

　　有句熟话：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将这句话套用在三鹿问题上，“三聚氰胺”的检测是个问题，“结石宝宝”的赔偿更是问题，政府从来就没否认过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存在。但问题如何解决，不同角度有不同的方案。一味如批评家所言，把“结石宝宝”的赔偿解决得干干净净了，然后再整装前进，看似合理，其实难办。关键是奶农等不得，整个奶业等不得。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三鹿有问题不是说所有牛奶不能喝了，食品安全有问题也不是要整个奶业为此陪葬。

　　可以想象，30万“结石宝宝”的赔偿诉求是一个怎样的天文数字？把涉嫌三聚氰胺的22家奶企都卖了，估计也不够。也许有人说可以通过政府赔偿，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当地政府也是连带责任人。三鹿公司虽然名为股份制公司，但实际上也是政府所有，不能说，在赚钱与掌权方面是全能型政府，而到了该承担责任的时候，就变成了全能型无责任了。

　　但回头一想，政府的钱从何而来？实质上也是老百姓一分一厘缴纳的，政府有资格赔偿这个赔偿那个吗？要求政府把“结石宝宝”的普通赔偿提升到赔偿的最高优先等级，是不是又重新倒退回“有法不依”的境地？毕竟我们要看到，一个三鹿倒下，除了30万“结石宝宝”需要赔偿，同时还有更多奶农需要扶持，有更多地区的产业经济政策需要调整。

　　30万结石宝宝的赔偿问题是健康与社会文明的考量，但数百万奶农的谋生之业能否继续则是生存担忧。孰轻孰重？无法计量。因此，只看到结石宝宝，看不到更大群体的奶农，对于他们也不公平。毕竟三鹿是猝死的，其“遗体”还有价值，这也逼迫政府迅速切割三鹿。在切割了那些“病瘤”，比如枪决直接当事人，判罚三鹿领导、免职或者调离几个中层的官吏之后，剩下的依然是一个有活力的企业实体这一具体价值，我们可以从三元紧急筹集10亿元上演“蛇吞象”来体味一二。

　　当然，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不能成为一句虚言。坦率地说，有些官员拿这个理由搪塞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为了发展，我们赢了GDP，赢了大局，但同时也牺牲了很多，三鹿问题也是其中之一。但同时又不得不认识到，我们还没有推倒一切重头开始的能力与时间。目前而言，在三鹿的“遗体”上更快更好地发展，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