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迪拜危机可能只是美国次贷危机“地震”的一次余震,对中国造成的直接影响有限,但是危机中所反映出的政府融资平台偿债风险和银行房地产、基建类贷款风险却值得我国吸取教训。
迪拜以建设中东地区物流、休闲和金融枢纽为目标,过去四年推进了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债务滚雪球般扩大到800亿美元。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建立的各类政府投资公司运作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开发等项目,这与迪拜政府的融资手段和资金投向异曲同工。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级政府融资平台有8000多家,银行贷款余额近6万亿元,占总贷款余额的15%。很多平台公司超出自身和政府的偿还能力盲目上项目,好大喜功;很多建设项目公益性强,但是经济效益差,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其他收入偿还贷款。
如果平台公司所在地出现类似迪拜的房地产泡沫退潮,自身投资的项目价值缩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那么,对当地融资平台来说,潜在的风险就有可能暴露出来。这将给地方财政造成压力,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或商业银行埋单。从迪拜危机来看,其中最大的受害方无疑是那些债权人,除了阿联酋的两家银行外,主要包括汇丰控股、瑞士信贷、巴克莱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
在我国今年前十月新增的银行业8.9万亿贷款总额中,中长期贷款占65%,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入了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对银行来说,在评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时,主要基于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和偿还能力的判断,但是很难掌握具体负债规模和偿债能力。同时,各类平台公司实为政府附属单位,银行很难做到有效的信贷资金的监控。很多政府平台公司往往随意改变资金用途,而且平台公司间资金来往也十分复杂。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城市商业银行贷款激增,今年城商行也延续了这一特点。相关调查显示,由于城商行在人事上的从属性和地域业务的集中性,在与政府融资平台的谈判中更是处于弱势地位。城商行的资本实力大都相对较弱,一旦出现坏账问题,将成为整个银行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
除此之外,各投资平台目前已经发行规模可观的企业债等证券产品,相对于贷款,这些产品如果出现违约,将带来更大的冲击力和市场负面影响。
近日财政部下发特急文件要求,坚决制止地方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的行为。这从侧面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问题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