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经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经过各国的共同努力，目前全球经济开始出现积极向好局面，进入后危机时代。在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出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计划，大规模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挽救金融机构，稳定市场信心。现在从迹象上来看，全球经济已经度过最困难时期。美国私人消费和房地产业已经显示出复苏势头，今年3季度GDP重返正增长，增幅达到3.5%，超出市场预期。美国政府已将工作重点从应对危机、挽救经济转到修复和重建未来经济增长的策略上来。欧元区经济增长也实现由负转正，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信心逐步恢复，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显著增强，经济触底迹象明显。日本经济在出口和消费上升的推动下，上半年实现了正增长。最近，日本央行已经开始逐步回收市场多余的流动性。澳大利亚、挪威等资源输出国受益于能源资源类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升，经济率先复苏，并首批启动加息计划。预计不久的将来，受全球通胀预期进一步加大的影响，经济恢复速度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也会酝酿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在这次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令人瞩目。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的一揽子计划取得积极成效，经济呈现持续向好势头，在稳定全球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经济开始复苏，进入后危机时代。但还不能过于乐观，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还将面临许多挑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在这个阶段，国际经济金融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

　　（一）世界经济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这次金融危机是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不断演进调整的结果，同时也推动着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调整变革。冷战以来，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以其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主导了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在全球资源、市场和人才的激烈竞争中获取巨大收益，导致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矛盾不断加剧。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而生，它的爆发重挫了美国长期依赖虚拟经济财富效应支撑负债消费的增长模式，打破了华尔街乃至美国经济的神话，并最终动摇了美国经济金融的霸主地位，加速了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的进程。从目前世界经济表现来看，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时代已经结束，欧日和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经济的垄断地位构成一定挑战。2008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4成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特别是中、印、俄、巴“金砖四国”在这轮危机中快速复苏，表现出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G20模式的出现，标志着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总的来说，在今后世界经济格局中，多极化发展已成为必然态势，但短时间内还难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完全体现出来，美国仍将利用其传统优势把握主导权。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认识。

　　（二）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大变革

　　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还是美元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就是以美元为核心的信用本位制，美元的供给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政策，缺乏国际约束和协调机制。美国正是凭借美元的垄断地位不断向全世界征收高额铸币税，廉价使用全球资源，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过度依赖美国经济和美元而面临巨大风险。近年来，全球发展中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粮食危机，都与美元和美国经济有关。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充分地反映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从稳定全球金融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和要求，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已渐成气候。欧洲呼吁建立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欧元在美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大幅走强，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达到创纪录的27%。亚洲加快了区域金融合作和货币互换的步伐。截至2008年底，中国与日韩等国已经签订了总额为235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在今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财长会议上，还就建立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达成协议，用以增强本地区危机救助能力和金融抗风险能力。拉美也抛开“美国后院”的角色，加快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巴西和阿根廷正在积极推动区域贸易本币结算。另外，世界各国还就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广泛共识。10月召开的G20匹兹堡峰会，同意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至少增加5%，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世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这些都表明，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势必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影响。

　　（三）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深刻变化

　　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消费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低储蓄、高负债，过度依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面对这一问题，奥巴马政府表示今后美国经济要从过去以债务推动的增长模式转向以出口和制造业推动的增长模式。这将造成全球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给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以高消耗为基础的传统产业模式引发了能源和环境危机，能源、技术、气候、环境等问题成为国际经济政治博弈的焦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已经纷纷做出跨越危机的先导性战略安排，把新能源、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信息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扶持其发展。美国政府在气候与环保议题上已经发生积极转变，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国家战略，为确保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经济、外交、安全和全球范围内的核心领导力奠定基础。英国政府更是把低碳经济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将其视为未来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日、韩提出“低碳绿色增长”的经济振兴战略。在这个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改变过去依赖能源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求发展的老路，通过应用新技术、新能源，发展新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正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节能减排，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调整、转移和升级，带来增长方式的深刻调整，这对各国来说都是一大挑战。

　　二、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特点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今年前3季度GDP增长7.7%，全年“保8”目标可以实现，出口降幅逐渐收窄，贸易顺差还在扩大。为什么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会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反差？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中中国将发挥什么作用、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认清当前的国情和特点，这样才能正确把握中国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一）中国正处于建设阶段是当前发展的最大特点

　　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要经历建设、产业、消费三大阶段。首先是建设阶段，也是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以建设为主，产业、消费派生和从属于建设。处在建设阶段的国家，建设是实现现代工业经济从无到有根本转变的最终途径。在建设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艰巨，产业处于上升期和发展期，消费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地区的发展由城市化建设开始，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好的发展环境，吸引较发达地区乃至国外的产业转移到这里，从而实现当地产业的升级换代。第二阶段是产业阶段。特征是产业对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调动力和配置能力，产业发展对经济贡献最大，城市化建设和消费都受产业的拉动。当前，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比较发达的产业阶段，比如，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机械、电子、化工、汽车等产业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产品附加值高，带动了很多城市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巨大贡献。产业一旦发展起来，就不再从属于建设，开始形成自身的发展特点和规律，能够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一轮发展。我国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已经解决了基础设施的有无问题，现在，在产业集聚和产业发展的带动下，地方财力和企业财力得到很大增长，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完善和发展。第三阶段是消费阶段。特征是经济高度消费化，建设和产业都由消费拉动。这一阶段，有形的物质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量减少，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体，个人消费开始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成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经济。30年前，美国就开始把成本较高缺乏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转移出去，而电子、IT、电信、娱乐、影视等具有消费特点的产业发展迅速，与民生、人的发展相关的消费领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建设、产业、消费三个阶段逐级演进，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从时间上看，三个阶段既有先后关系，也有因果关系，是递进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人为地跨越。从空间上看，三个阶段可以并存，只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不能机械划分。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同时具有建设、产业、消费三个阶段的特征，但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城市化水平低、基础设施存在大量空白，这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整体上仍处于建设阶段，工业化还处在前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正是由于建设的落后，还没有发展产业和消费的根基，所以产业和消费的作用相对较小。从产业发展来看，大企业富国，能够迅速增加财政税收，而小企业富民，两者缺一不可。中小企业大量发展，是产业阶段发展后期和消费阶段的重要特征。我们要及早关注这些问题，使产业阶段的发展能够结构合理。

　　由于建设、产业、消费三个阶段的发展特征不同，对金融形态的要求也不同。与建设阶段相适应的是开发性金融。建设阶段存在大量的瓶颈领域和薄弱环节，有限的财政力量难以满足巨大的融资需求，而市场、制度和信用的空白让商业金融望而却步。开发性金融正是这个阶段的产物，它的历史使命是把政府、市场、金融、企业和社会的力量聚合起来，形成合力，从建设市场、制度和信用入手，以中长期投融资业务和商业可持续的方式支持开发性领域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建设阶段的融资需求，这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建设和发展的有效途径。与产业阶段相适应的是以企业为中心的资本市场。典型代表就是华尔街。华尔街金融为美国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前提是市场出清，也就是企业可以破产消亡，自由进出市场，实现优胜劣汰。与消费阶段相适应的是消费金融。消费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社会化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底线就是人们基本的衣食、住房等生存需要，带有相当广泛的社会性。随着市场化发展，社会中低收入群体逐渐卷入市场体制，对市场稳定和保护中低收入群体利益的社会化要求愈发突出，不能单纯靠市场信用和产业阶段的金融体系来支撑消费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比如，美国已经进入消费阶段，但仍然沿用适应于产业阶段的华尔街金融为消费社会服务，这就产生了消费阶段金融社会化目标与华尔街金融破产出清、优胜劣汰前提之间的矛盾，导致出现两大问题：一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个人和家庭不可能像企业一样通过破产消亡来实现市场出清，这就丧失了华尔街金融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二是把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这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和消费经济阶段的主体问题，交给商业化逐利的金融机构去解决，失去了维护社会公平的体制。所以，在消费经济下，沿用产业阶段的金融，必然会出现政府信用、民生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脱节，产生投机和泡沫，社会底层百姓收入微薄难以承担超前消费带来的经济压力，这是整个融资体系中的核心缺陷和致命弱点，最终导致美国以债务维持高消费的消费金融体系瓦解，损害了社会公众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可见，过度消费和金融的错配是这次危机的一个导火索。而中国处于建设阶段，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还比较小，金融发展也远未达到华尔街的发达程度，没有得发达国家的病。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远不如美国严重。

　　（二）城市化为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动力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英、法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带动了欧洲社会变革，解决了当时欧洲3亿人口的城市化问题；美国通过独立战争推翻殖民地统治，解决政治生存的问题，通过把法国的政治制度和英国的经济制度相结合，加速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吸引了更多的移民，解决了当时1亿人口的城市化；十月革命解决了苏俄1亿人口的城市化；明治维新解决了日本4000万人口的城市化。这些国家都是在城市化的基础上，通过城市化统筹建设、产业和消费的发展，完成了建设阶段的使命和任务，从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国建设阶段的使命，也不可能逾越。而且，中国13亿人口中有将近60%聚集在农村，以未来15亿的人口峰值和发达国家不到10%的农业人口结构为目标，中国还要解决的城市化人口多达8亿，比美、欧、日已经实现城市化人口的总和还要多。所以，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是未来50年甚至10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和核心特征，成为中国建设阶段的实质内容。

　　国际贸易、货币扩容和城市化之间形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的发展，出口贸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外向型出口加工业的迅速发展，吸纳、调动了广大农村劳动力，成为城市化、工业化的重要引擎。2002年以来，出口保持每年上千亿美元的增长，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外汇储备迅速积累，目前已经接近2.3万亿美元。在结售汇体制下，庞大的外汇储备形成了巨大的货币扩容，带来了充足的流动性，适应了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我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油气、矿产资源、机电设备、原材料等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所必需的物资，缓解了制约发展的物质瓶颈，促进了独立自主加快发展。所以说，货币扩容为我国的城市化创造了条件，城市化、工业化反过来又改善了投资环境，推动了出口创收，对货币扩容形成强大的吸收力，实现加快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多年持续快速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已经并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尽管美欧日的经济总量比中国大很多，但其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相对成熟，经济增长的空间小，对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弱。而伴随着全球化、国际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贡献逐渐显现。目前，中国已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9.2%，超过美国3.5个百分点，跃居世界第一。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城市化是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现在，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经济这部发动机马力严重衰减，使其在全球市场上退让出相当多的作用空间和市场领域；中国虽然也出现了外需减少、出口下降的不利情况，但通过城市化可以有效扩大消费和投资，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势头。从消费来看，城市化带来的“农民进城”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以有力保证工业化的推进，进而增加社会产出和就业机会。同时，农民变市民后不再满足田间地头的自给自足，消费结构开始复杂多样化，也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从投资来看，城市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社会投资，这与西方国家为应对危机搞投资拉动不同，他们是在产业阶段之后为应对危机扩大投资，以弥补消费下降的波动性。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拉动是长期性的，至少能够持续30~50年，作用空间更大，更富有成效。中国城市化建设不仅为国内经济独立自主、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市场，使国际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中国色彩。这为中国逐步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提高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提供了机遇。

　　（三）当前要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是基础和根本，决定着虚拟经济可能达到的规模和程度。如果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适应，就能够较好地配置资源，为实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提供积极有力的融资支持；反之，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偏离实体经济，就会产生泡沫，处理不当就会导致金融危机，危害实体经济。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过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经济及其主流经济学派，都过分夸大金融和虚拟经济的作用，美国依靠金融为过度消费融资，造成过多的按揭贷款泡沫和衍生工具的滥用，导致实际需求被人为放大，泡沫不断膨胀直至崩溃，使整个经济陷入衰退，危害全世界。美国的教训对我们有很好的警示作用。金融要有活力，要有创新，但必须牢牢把握住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本关系，不能脱离这个根本。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来产业迅速发展，是与华尔街、伦敦、法兰克福这些高端金融市场的支持分不开的，特别是他们不断推动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极大提高了金融效率，对于产业阶段国际经济金融的发展功不可没。这两方面缺一不可，相互作用，如果两者关系处理不好，就会造成互相损害。而我国的虚拟经济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远远不够，突出表现在“两基一支”、“三农”、中小企业、中西部发展等大量瓶颈领域得不到长期稳定的融资支持。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涉及到的很多领域，都属于金融支持不够或尚有空白的范畴。这就需要改善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既要防范虚拟经济泡沫，又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做好金融服务，特别是要考虑当前我国建设阶段的国情，加强开发性金融的建设和发展，不断丰富完善中长期投融资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二是充分认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优势的重要性。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政府和市场不是相互替代、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是一对矛盾中的两极，统一在经济当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现实而合理的关系，应该是在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两者取长补短的最优组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发挥作用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市场的外部形态上发挥作用，即政府制订规则，实现公共物品供给，并通过提供社会保障等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从宏观上调控和指导经济发展。另一种是政府以政府信用入市，在市场的内部形态上发挥作用，这个内部形态就是信用建设、市场建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还存在大量信用及市场空白、缺损，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发挥政府对市场的积极作用，因为市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建设出来的。政府进入市场以后，信用是它的惟一语言。只有通过信用建设，使政府信用派生、孵化出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等市场信用，并使所有的信用都建设、发展、完善之后，市场才能真正发展起来，各个市场主体才能够真正靠自己的信用说话。但也有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中，“两房”陷入困境就是运用政府信用的结果，把运用政府信用看成是主要风险。的确，“两房”凭借其政府信用扩大其融资能力，导致风险的过度集中。但政府信用在这里，是整个市场系统信用运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回避政府信用，关键是要运用得当。美国消费金融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公平和市场运作、以盈利为惟一目标的资本市场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两房”用政府信用介入，就有了一个托底的机制，可以逐渐发展来适应社会公平的需要。“两房”的问题来源于美国的消费萎缩造成住房按揭贷款资金链断裂，使优质贷款也出现了风险。这时，先用国有化维护起来，一则保护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二则是主要用政府信用来救市，维持市场的信心，等待市场的复苏，将来用消费的增量来解决原有存量的问题。因此，解决风险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回避和限制使用政府信用，而是优化使用政府信用，并加强防范风险。对中国而言，政府信用的优势和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对如何用好、用足政府信用，在认识上还有很多模糊和空白的地方，市场建设、信用建设对经济全局的贡献也不够。因此，切实发挥政府和政府信用在推动信用建设中的高能量和高效率，就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一项任务。只有把政府信用和市场信用充分结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完善而强健的市场信用体系、制度体系，才能发挥最大合力，弥补市场空白，弥补缺损，增强市场的抗冲击能力，体现出建设市场的后发优势，实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跨越式发展。否则，就会放空政府信用的高能量，耽误经济金融发展。

　　三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的流动性问题。10月2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今年后几个月要把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这要求我们加强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和关注，特别是要把信贷大规模增长、流动性过剩这些和通胀有关的因素，与我国快速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特定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全面认识其中的关系。近10年来我国经历了一个贸易顺差、货币扩容支撑下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西方学者借此批评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这个分析是不对的。要看到，这一轮货币扩容是在物资并不短缺的背景下进行的，国内市场上粮食、基本消费品的生产供应都是有保障的，没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国际市场也处于阶段性繁荣时期，能源、资源、原材料类大宗商品供应相对充分，中国进口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有限。所以，前几年的货币扩容只是促进了物资流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物资的新平衡，并没有演化为通货膨胀。但今年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信贷大规模增长，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迅速上涨。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以最低成本、最小代价推进城市化、工业化，高房价会严重抑制消费需求的形成和释放，对长远发展有负面影响。从唐宋以来，人口逐渐向沿海积聚，沿海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而适宜耕种的地方，也正是适宜人居、人口迅速增长和积聚的地方，城市用地的矛盾非常突出。为保证农业用地，城市用地价格变得非常高。如果让市场自发实现供求平衡，就会造成房价上升，在住房基本的社会公平问题上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城市用地当中，要保持中低收入住房的足够占比，由政府制定保障性住房的规则和提供足够多的保障性住房用地，才能解决住房这一根本性问题。从当前来看，流动性过剩能否演变成通胀，还要看未来几年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的走向。实际上，只要把握住城市化建设这个经济增长的特点和方向，引导市场资金形成有效的投资和消费，就能够通过迅速增长的城市化扩容来消化吸收这些巨大的货币供给。从这个角度看，一定速度和一定规模的城市化不仅是我国加快发展的动力，也将成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管理好通胀预期的有效措施和武器。

　　三、中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途径

　　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出现大的危机，往往伴随大的机遇。谁抓住了机遇、及早谋划，谁就能够抢占先机、引领发展。对于中国来说，要想抓住这个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汲取金融危机的教训，结合中国国情加紧谋划，探索出一条后危机时代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第一，以规划先行推动科学发展

　　好的规划决定了发展的目标、方向，不仅能够带来经济发展的繁荣，也可以改变全球的发展格局和世界历史进程。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德国对产业布局、技术改造、铁路建设、教育发展等进行全面规划，关键是抓住电气化改造的牛鼻子，把握住了发展的契机，摆脱了濒临亡国的绝境，迅速崛起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强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导致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规划未来发展，重建基础设施，建立经济金融新秩序，之后又引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不仅有力拉动美国经济实现30年高速发展，还拉大了与竞争对手英、德等国的差距，确立和巩固了世界霸主地位。当前，世界又一次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要想求得新发展，坚持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建设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需要长期深入地开展规划工作，夯实推动当前和长远发展的基础。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没有规划等外力的推动下，城市化、工业化自发演进往往需要一二百年的漫长过程。而中国要想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史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通过规划先行，找准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和脉搏，科学、协调、有序推进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央出台了“10＋1”重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以及辽宁沿海、海峡西岸、江苏沿海、图们江开发等若干区域发展规划，各地也在积极谋划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规划。规划的重要意义已经深入人心，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实践中，只要做到立足全局和长远目标，把中国的发展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深入分析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对未来发展进行部署和安排，就一定能够避免出现打乱仗、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种种问题，促进科学发展。

　　第二，加快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古今中外，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企业的兴盛还是金融机构的发展，创新都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搞新政，仍然把创新放到战略高度，来寻找新的产业支撑。和美国一样，日本也是依靠先进的创新能力占据了产业领域科技的高端，赢得国际竞争中的主动，它很早就在新能源和智能化等前沿高新科技中加大投入。一旦新的经济热点形成，美、日仍将成为新经济的最大受益者，现在的经济危机也许只能算是一次产业调整。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深刻变化，必将造成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应转变，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大调整。世界将掀起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形成新能源、绿色经济等一系列竞争浪潮。在这当中，谁拥有强健的创新能力，谁就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和引领地位。对中国来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了外需下降的压力，也充分暴露出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合理，使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任务尤为突出。目前，我国的GDP只占世界的7.3%，但是钢材消耗量占全世界的30%，铝占25%，水泥占54%，淡水占15%，碳排放居世界第一位。这些对于建设阶段来说是有必然性的，但经济增长与资源能源、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显。过去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适应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加大自主创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扶持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才能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这不仅关系到能否抓住后危机时代发展的历史机遇，也关系到能否巩固当前来之不易的经济企稳向好的形势。

　　第三，建设健康高效的金融体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金融领域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银行、证券、保险业得到长足发展，资产质量不断提高，金融市场逐步完善，融资体系正在向多元化、多样化发展，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但要看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够强健高效，融资格局仍以信贷为主体，投融资渠道比较单一，金融市场尚不健全，金融服务发展的能力和效率存在很大差距，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量瓶颈领域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融资支持，特别是富民民生领域普遍存在信用缺损、市场空白，金融生态环境亟需改善。这些都要求我们根据现阶段国情特点和发展的需要，促进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着力构建金融体系的新模式新格局，加快形成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和门类齐全、分工合理、高效安全的金融体系，不断推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要促进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大力加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发展，并形成财政金融的合力。另一方面，要促进银行体系机构和形式的多元化发展。特别是占银行主体地位的商业银行不能同质化，既要有短期、零售的存款类银行，也要有长期、批发的债券类银行，还要保留有中长期投融资特点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来适应建设阶段的融资需要。这当中，需要金融机构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不断探索服务发展的新方法、新途径，促进经济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四，大力开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参与建立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

　　在危机将催化多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大背景下，解决世界问题需要各国协调行动、加强合作。对于中国来说，开展国际合作，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界，对当前及长远的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城市化、工业化加速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边界已经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在粮食约束、资源能源约束和环境约束等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这些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着眼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缓解制约我国发展的边界约束，积极稳妥地开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重点推进资源矿产、农业领域、基础设施、产业和民生领域的合作，实现资源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战略，同时对第三世界国家“雪中送炭”，帮助发展民生领域，以改善和巩固发展的国际环境。这当中要充分发挥金融的推动作用，积极探索建立政府、金融和企业相结合的合作新模式。同时，我们还应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积极参与构建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话语权，营造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第五，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加快城市化进程，打牢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的发展，当前其建设任务远未完成，同时，大量民生富民领域也亟待发展。但由于传统财政融资规模受限制，商业性金融以逐利为惟一目标，这些领域得不到有效的融资支持。这就需要我们从城市化的长期、大额、稳定的融资需要出发，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特点的金融理论和方法。开发性金融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存在瓶颈领域，就有开发性金融发挥作用的空间。在目标上，开发性金融不以赢利为惟一目标，而是始终站在国家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自身发展目标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利益，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长久支撑。在功能上，开发性金融能够优化运用政府信用，既以政府信用融资促进市场建设和项目建设，又用优良的市场业绩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来体现和增强政府信用，同时还能把政府信用、政府组织协调能力和优势，与企业和市场的力量结合起来，有效运用和放大政府信用在市场建设中的功能，构造项目从政府入口到市场出口的良性循环，促进项目建设，有效防范风险。在效率上，开发性金融既克服了财政融资只“输血”不“造血”，作用有限、缺乏活力的不足，又克服了商业性金融的逐利性缺陷，能够以市场化融资推动建设市场和制度，使完善的市场机制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因而具有更高的效率。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开发性金融还具有以中长期投融资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优势，做到“顺境隐于市，逆境托举市”，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期，这种稳定经济的价值尤为明显。以开行为例，在1998~2003年我国投资拉动期间，开行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提供了近80%的信贷资金，向国债项目提供了超过30%的配套贷款，为中国经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积极贡献。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明确要求重点支持的领域当中大部分属于中长期公共设施建设。开行发挥规划先行、信用建设和项目储备充足的优势，体现了高效有力的信贷支持作用，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挑战，也是机遇。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积极谋划，加快发展，是后危机时代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开发银行愿继续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运用开发性金融有益的经验和做法，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