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杂志
全球瞩目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将于12月7日举行，发达国家能否承诺2012年之后的进一步的量化减排？能否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的援助？在发达国家讨价还价、不愿履行自己义务的同时，中国人正在扎扎实实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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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学都作为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十多年来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谈判，对谈判的复杂性、激烈性，有着切身的体会。这些谈判专家在谈判桌上始终坚持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发达国家针锋相对。
林而达，多年来奔走全国各地参加调研，在各地建立研究基地。为西藏草原的保护、东北天然林与湿地的保护、西南石漠化防治、东南沿海土地资源的保护利用等建言献策，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李波所在的自然之友，是中国著名的非政府环保组织，致力于推动中国民间的环保行动：把节能减排这样一种大的政策和一个家庭，一个社区结合起来，让他们也行动起来，真正通过行动来理解大的问题。
这三个人所从事的是一个共同的事业——中国的环境保护，它关乎我们的现在与未来，关乎每个个体和整个人类。
吕学都：谈判桌上的全球气候
《环球》杂志记者/陈昕晔
11月16日，距离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还有21天，距离2009年结束还有45天。路边的积雪仍未消融，寒风中人们行色匆匆。
就在11月上旬，从河北到山西，从宁夏到山东，从内蒙古到湖北，中国大范围出现大到暴雪天气。广州的最低温达到6.3℃。在2009年已经过去的11个月中，极端气候灾害更是频繁发生：台湾遭遇“八八风灾”；热带风暴“芭玛”袭击菲律宾；墨西哥持续少雨，大部分地区遭遇70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澳大利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暖的冬天之一……
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中心副主任吕学都。
亲历《京都议定书》谈判
1996年吕学都第一次参加了FCCC，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至于从那时到现在一共参加过多少次气候谈判，吕学都想了想说，实在记不清了。因为，气候谈判每年都有，而且不止一次，谈判的机制也颇为复杂。
在吕学都的记忆里，在他参加过的所有谈判中，印象最深的是《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谈起12年前的那次经历，吕学都一再地说：“太激烈了！”
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谈判刚刚开始，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谈判制定一个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量化义务的法律文件。1995年，缔约方通过了关于制定发达国家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决定，当中包含有一条原则规定：在谈判制定这一法律文件时，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引入任何新的和额外的义务。在通过会议日程时，发达国家耍了一个手腕。”吕学都说，一般来说，在通过会议议程时，如果没有太多争论，议程会很容易通过，如果有新的内容加入议程，也是允许加入的。但是如果会议议程中没有包含的内容，会议是不能讨论的。
某发达国家耍的这个手腕，是在通过会议议程时，要求发言，要增加一项议程，讨论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问题。“如果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发言，可能就会在议程中增加这项内容了。当时中国代表团注意到了，举牌子发言。那次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现任中国驻联合副代表刘振民，代表团中有一位老外交家，在气候变化界如雷贯耳的钟述孔，可惜他已经在2000年过世了。他们两个非常警觉，对发达国家的伎俩一通痛批。当时77国集团的轮值主席是坦桑尼亚，该国代表随后发言，对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额外义务的图谋在进行了猛烈的痛批之后，还对这样的图谋，连说了三个‘NO’。‘NO、NO、NO！’”吕学都学着坦桑尼亚代表的口气，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会议现场，“当时，发展中国家代表爆发了热烈的掌声，40多个发展中国家，排山倒海般地猛攻，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空前团结。”吕学都感慨地说，“发达国家并不是现在才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从气候变化谈判一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额外的、不合理的义务。”
在这次会议上，吕学都第一次遇到那么激烈的场面。他说：“我们连续在会场三天两夜，54个小时没有回旅馆。当时的会议，是开了大会开小会，大会暂时休会了，各个集团下面开小会磋商，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磋商。当时，主要国家的代表团都没有回旅馆，那时是到了决定《京都议定书》能不能达成协议的最紧要的关头。”
吕学都回忆道，当时在谈判中有欧盟，美日加澳新，发展中国家等三大集团。主要的焦点是：发达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具体指标、美国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承担“自愿减排承诺”等。按照联合国的原则，需要协商一致才能够达成协议。面对发达国家集团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自愿承诺”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最后，这个所谓的“自愿减排承诺”被全部拿掉了。
在京都，吕学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讲了一件事情，那次，美国国会派了40多个议员到京都督战，这些议员分别代表各个利益集团，农业的、能源的。“美国议员要求和中国代表团会谈，其实就是要向中国施压，要我们承担义务。会谈时，他们那边黑压压一大片，我们这边只有我和刘振民两个人，当时刘振民刚40岁出头，我30多岁。”吕学都说：“那次谈判，遇到很多重大问题难以把握时，就直接向国内请示。我的感受就是，谈判太困难了，压力太大了，太激烈了。”
1997年，《京都议定书》谈判，中国的底线是什么？吕学都说：“我们的底线是要为发达国家制定实质性的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同时，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增加额外的义务，谈判的最后结果完全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想起了一幅漫画
吕学都认为，中国在非常认真地对待气候变化，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如生物能源，核电，风电方面，中国付出的成本比发达国家更高。
他话锋一转指出，西方媒体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报道，有很多带有偏见和误导。他举例说，“有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些年一直参与联合国的气候谈判。在谈判期间，每天下午6点钟它要召开一次评奖会，把一等奖颁给当天表现最差的国家，二等奖颁给表现第二差的，三等奖给表现第三差的。在历史上，中国“被授予”这个奖只有一次。而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几乎每天都“获得”奖项。”
但尽管中国的表现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西方媒体却总是歪曲、丑化中国的形象，说中国只会说“NO”。吕学都说：“我们说NO，是在维护我们的正当利益，发达国家不讲理、强词夺理向我们进攻，还不让我们说NO、防守啊？”
今年的谈判也是一样，哥本哈根会议是按照巴厘岛路线图所规定的在讨论，这个行动计划规定得非常清楚，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及能力建设援助，“但是发达国家自己的事情不好好干，承诺的减排也未做到，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更是只体现在口头上。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总是逼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事实上是他们自己在耍赖，却把你说成诬赖。”
吕学都介绍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要争取达成某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成果，尤其是规定发达国家量化的减排，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的援助机制安排和承诺，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机制安排。“这些是近两年谈判的主要内容，即使达不成一个完整的协定，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纳入会议达成的相关决定。这样到明年还能够继续沿着已经取得的成果，继续往前谈，不要再从头开始。”
现在的谈判是在两个轨道上进行，一是《京都议定书》下的发达国家在2012以后进一步深度减排的量化指标；第二个轨道是在公约缔约方下的谈判，其中包括谈判美国承担的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吕学都说：“目前欧盟自己提出到2020年的减排指标是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30%，日本是25%，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些努力不够。而谈判的目标是，美国的减排量应该与欧盟、日本类似，但什么是类似，标准也不同，这些都需要谈。”
在今年10月的曼谷会议上，日本和欧盟希望重起炉灶，废弃京都议定书，废弃公约，要求把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减排轨道中。对此，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自己减排少点，把发展中国家拉进来减排，自己少出资金、技术。这些年，谈来谈去，都是这些事。”吕学都说，“这已经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从长期看大家都需要减排，而在近期减排的话，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发达国家认为，减排损害了自己的竞争力。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义务，还在发展，长期下去会影响发达国家与这些国家的竞争力。发达国家依然希望保持自己的老大地位，这是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吕学都指出，在所有这些谈判中，发达国家压根不跟发展中国家谈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而减排没有技术是不行的，但发达国家只肯卖设备，不肯给技术。尽管在公约中，规定得那么清楚，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的支持。
吕学都举例说，四川一家电气公司，生产的发电设备，40%的利润用来给某个发达国家的企业交专利费。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天然气发电技术，现在全世界只有三家公司掌握，美国、日本、德国各有一家。有几项关键技术我们还没有掌握，其中一个就是叶片生产技术。一个机组有99个叶片，一个叶片的价格相当于一辆奥迪车，而且两年就得换。发达国家只卖设备给中国，因此维护的成本相当高。“而燃气发电是非常好的减排技术，其燃烧的排放量仅仅相当于煤的1/3”，吕学都说。
说到这儿，吕学都想起了在京都看到过的一幅漫画：一个衣着破烂、瘦骨伶仃的穷人在烧木头做饭。旁边一个腆着大肚子、戴着礼帽、叼着烟卷的富人说：“你在排放温室气体，你要减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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