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淮:城市化滞后与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主要缺陷

　　为了深入探讨我国城乡一体化面临的新趋势、新挑战与新突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2009年12月5日--12月6日在海口合作主办以“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为主题的第五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搜狐财经现场发回精彩报道。以下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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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表示我高度赞赏刚才高尚全先生所做的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土地制度这个说法。我高度赞赏刚才宋晓梧先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说法，高度赞成迟福林院长刚才说中国目前还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我们走了一条既牺牲了农民、农村，又牺牲了城市的工业化之路，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刚才休息的时候很多记者问了很多问题，他们问的所有这些问题，都迫切希望现在就给出一个画龙点睛，点石成金的答案，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的会议要探讨的问题，都是未来20—30年间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中去寻求答案的问题。

　　我们的城市本身仍然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只有15分钟发言时间，我没有办法总结在过去两到三年时间里，我们这些建筑得非常漂亮的沿海特大城市曾经发生过多少起水危机。比如说，工业事故造成的吉林吉化爆炸，松花江被污染了，哈尔滨大城市没有水喝，太湖污染了，再比如说，地下管网泄露造成的地面塌陷。我们很多的中小城镇在城市结构中发展失调，已经成为今后城镇化过程中需要迫切寻求解决方法的问题。从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2009年之初，对我们直接影响是，因为关厂，两千万农民工从经济发达珠三角、长三角被动返乡。

    我们从中读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刚才迟福林院长所说的1.2亿也好，1.4亿也好，进城经商务工的农民工，到今天为止，还只能在沿海特大城市和贵州、四川、甘肃等贫困地区的两极之间剧烈的摆动，要么到沿海最发达的大城市打工，要么直接返回最贫穷的山区，没有任何中间城市承接缓冲。这样一个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显而易见是不可能支持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变，不可能完成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及实现公共福利资源、服务均等化这样的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的。我们很幸运，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数千万中国的农民工在他们失去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怨言的，或者说基本没有很大怨言的退回到他们准备赖以为生的土地上，我们还有没有再一次幸运的机会呢？可以肯定的说，我们断无此机会了，城市结构失衡的问题，已经是我们先天留下的一个城市病，已经是第二次发作了，第一次发作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过程中我们的乡镇企业消声灭迹，此前我们给农民定了一个“离土不离乡”做法，那是1998年。

    这一次犯病，我们又幸运的躲过了，没有第三次机会了。再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这个老病再发作的时候，将给我们留下的是城乡的严重对立和久治难愈的很多国家曾经碰到过的贫民窟问题。全世界几乎很少有机会能躲得过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结构失调和管理缺位导致的贫民窟问题，伦敦用了一百年的问题才最终解决了贫民窟问题，纽约用了50年时间解决了贫民窟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南美、亚洲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马尼拉、里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孟买很多地方普遍存在城市中影响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毒瘤，我们不希望在中国的城市化中重演，就需要我们考虑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过程中重点解决发展中小城镇的问题。

    沿海大城市有没有发展的余地呢？有。有没有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机会呢？也有。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说，与在大城市中的继续政策性和资金、土地资源的投入与他们的产出相比，与我们解决的发展目标和任务相比已经不划算了，同样的资源用在中小城镇，我们可以提供的就业、税收、社会发展、城乡协调，让更多群众分享公共服务机会，都要比在沿海大城市继续堆积有力的多的多。全世界只有一个主要经济大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幸运的避免了贫民窟问题，就是日本，日本在东京大阪城市圈形成过程中没有形成在欧美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但是并非没有教训。

    日本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至今仍没有调整过历史遗留下来的过疏化和过密化的问题，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远山的呼唤》，对于日本的偏远地方经济逐渐凋零的恶果也留下了印象。发展中小城镇，实际上不仅是解决城和乡的协调发展问题，也是最终解决当前媒体高度关注，老百姓热议不止的住房问题，房价过高问题。有没有你买得起来的房子？有，远。你要选你离单位近的房子有没有？有，贵得你永远买不起。这不是什么宏观调控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在1999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中国盖了80亿平方米的城市住房，卖掉7000万套商品住宅。到2008年末，中国城镇居民是6.07亿人，两亿个家庭，理论上说我们有35%的家庭在过去10年里面已经搬了新房，不小吧？但是这个数字的进一步解析答案是，每年只有3—4%的家庭能够通过购新房来改善。发展中小城市需要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需要一些专家提到的省直管县等诸多改革。在当前城乡发展协调过程中，城和乡的利益矛盾对立冲突还不在发展的绝对差距上，发展差距低的地区和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之间尽管存在着发展水平的数字对比，但是两部分居民群体是打不起架来的。

    当前经济发展中，城乡的利益冲突前沿表现在三个地方，第一是城市发展改造过程中城乡结合部的征地，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之后的补偿，以及他们享受城市居民相应福利资源带来的问题。第二，农民工进城的问题，短期目标包括农民工工资不拖欠，长远目标包括农民工子女能不能和城市居民分享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更长远一点，农民工能不能真正变成城市居民。第三，粮价，农产品价格涨一毛钱，农民的利益多一毛钱，农产品价格低一毛钱，城市居民的利益多一毛钱，现实中城乡利益冲突的前沿在这三个部分。除了粮价之外，其他两个都和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密切相关，关系到我们是一个排斥农民的城市化，还是让农民分享的城市化。如果说在过去第九、第十、第十一个规划中是利用农民、农村给城市居民建城市的话，十二五规划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了，需要让农民给农民建城市的机会了。要建设那些能让农民住下来，让农民有就业，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变为城市居民的城市，仅仅有骄人的奥运场馆，仅仅有城市居民享受的商品房，不是中国城市化的最终出处，最终是要形成高效的城市资源结合体，有竞争力的城市窗口，有市场经济运行的城市分工和交易规则，这些都需要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才能完成。

　　最近有一些声音说，中国再继续依赖城市化、政府投资、房地产投资的路子都不能走了，得发展实业，发展产业。没有人反对中国应该发展实业和产业，但是把工业化强调到城市化之前这个错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就是到今天，我们总结过去60年，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缺陷之一，仍然是城市化滞后与工业化。目前，扩大再生产还有多大困难吗？我们生产扩张已经没有难题，解决增长的主要障碍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需求领域了，在2009年上半年仅仅用了一个季度，我们汽车产业实现了全面扩张，今年中国年产一千三百万辆汽车一点问题都没有。城市化和以城市方式为代表的扩大消费需求才是未来20年和到2015年的5—6年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