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 作者: 谭洪安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风波，不过是国内陆续上马的此类项目所面临尴尬境地的最新案例。
但是，全国各大城市“垃圾围城”的严峻现实，又让风口浪尖上的政府不能不痛下决心。
《中国经营报》
发改委调研力挺
在这份全文近7000字、题为《推动垃圾焚烧处理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讨论稿）》的报告中，专家们引述权威统计数据称，截至2007年止，我国未经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多亿吨，侵占土地面积超过5亿多平方米。以当年全国城镇人口近6亿计算，人均“拥有”垃圾约12吨。
报告中说，目前国内垃圾处理主要为填埋、焚烧、堆肥三种形式。2007年全国655个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1.52亿吨，处理比例分别占50.4%、9.6%和1.6%。除近四成垃圾未经处理堆存外，还有约一半垃圾只是简易填埋。
报告认为，与填埋和堆肥等处理方式相比：焚烧可使生活垃圾减容80%左右，节约大量土地资源；焚烧可大大减少垃圾中的有害物质，烟气经过处理达标排放，减少对地下水和填埋场周边环境的大气污染；焚烧产生的蒸汽可用于发电、供热，实现资源的回收利用等。
现在，垃圾焚烧已成为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如荷兰、法国、德国等国垃圾焚烧率2005年之前就超过或接近1/3，瑞士、新加坡、丹麦、瑞典达到了50%左右，日本更超过了70%，我国台湾地区九成以上的生活垃圾都采取焚烧处理。
报告得出结论，“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断提高，垃圾焚烧产业前景广阔。”
“二口恶英”妖魔化？
“我觉得民众的普遍心理是，垃圾必须处理，有需要的话焚烧厂也可以建，但无论如何不能建在自己家门口。”重庆三峰卡万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雷钦平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该公司是重庆钢铁集团与美国最大垃圾处理企业卡万塔（Covanta）合资成立的，他们也是此次国家发改委调研专家组主要考察企业之一。
雷钦平认为，普通民众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了解往往不太多，某些环保学者对焚烧时可能排放的“二 英”有妖魔化倾向，更容易引起民情激愤。但他也承认，现有一些规模较小、技术和管理不够成熟完善的垃圾焚烧厂，确实对项目周边环境及居民健康造成损害，也影响了垃圾焚烧业的整体形象，
三峰卡万塔公司副总经理许石泽是由美方派驻合资公司的，到内地工作前，他曾在台湾垃圾焚烧行业有超过20年的从业经验。
对成为众矢之的的“二 英”排放问题，许石泽称，垃圾焚烧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类气体，但根据欧盟制定的最新标准，垃圾焚烧厂“二 英”排放限制从原来的每立方米1ng（纳克）提高到0.1ng以内，说明经过严格论证，基本上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而国内新建项目均采纳了欧盟标准。
呼唤宽松产业环境
与许石泽一样，郑奕强也是来自台湾的资深垃圾焚烧业专家。他担任总经理的上海浦东新区御桥垃圾焚烧发电厂，由中法合作建设，2002年投入运营，日处理垃圾能力达1000吨，是我国内地第一座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
郑奕强说，对垃圾处理的迫切性及其巨大社会效益，政府应该有清醒认识和长远规划，政策随意变动，不仅造成“垃圾围城”的窘困局面，也让建设及运营回报周期一般为20年~30年的投资者无所适从，甚至血本无归。
面对焚烧厂选址周边民众的抵触情绪，郑奕强和许石泽都说，上世纪90年代台湾开始推广垃圾焚烧时，由于垃圾运输半径不能过大，项目选址多在离市区不远处，同样引发过民间激烈的争议。
他们建议，内地可借鉴台湾的做法，一是企业出资在附近兴建睦邻配套设施，如文娱康乐中心等，供民众享用，二是设立回馈基金，如台湾立法规定，每处理一吨垃圾政府向基金拨款200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40元），这笔钱严格管理，专款专用，以补偿民众受到的影响，三是加强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的政府监管，严格控制排放，争取取信于民。
跟上海、深圳、重庆等相比，北京垃圾焚烧业的发展步伐是国内大城市中最为缓慢的。2008年，北京全市每天产生垃圾1.84万吨，90％都是填埋处理，迄今只有两个日处理能力200吨的小焚烧厂，以及一个仍在试运行阶段的大厂，焚烧处理率仅为2％。
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吴文伟介绍，北京现有数个垃圾填埋场均在超负荷运转，不仅造成周边环境污染，自身服务年限也大大缩短，新的填埋场选址难以找到，四年之内，京城的垃圾将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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