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财政、紧货币”后危机时代中国结构调整方略

　　财政政策应该担当结构调整的最主要任务，未来十年中国应该进行大财政规划，中央政府要消除赤字恐惧，每年要形成一定的财政赤字，占GDP的3%~5%

　　中国经济到了非调整结构不可的时候，这既是经济增长和优化的短期压力，也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需求——中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中国潜在的大市场。

　　中国经济调整的紧迫性

　　虽然比较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必须看到，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将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格局，这一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逼迫着中国经济必须立即进行结构性调整。

　　结构性调整的紧迫性有各种各样的表象，从本质上讲，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必须刻不容缓进行结构调整。

　　第一个最基本因素，是就业市场的压力，使得保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的压力持续存在。然而，大规模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反弹并不可持续。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根本增长之路。

　　2009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预计将达到3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预计将超过60%，这两个指标在新中国60年经济史上都是创纪录的数字，而这也意味着，这种模式很难在未来若干年继续支撑经济增长。

　　第二个基本因素，可能没有严格的学理支撑，但是，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再平衡负一定的责任，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国际舆论和政策环境的压力。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已经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上。

　　结构失调的深层原因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表象是非常清晰和明显的，它体现在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过低；投资占GDP比例过高而且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也过重。但这还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调的表象，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

　　深层原因第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尚不彻底，很多制度上的因素导致并加深了结构失调。比如地方政府的GDP政绩导向、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因行政提拔要求而内生的对投资和规模的发展要求、受政府控制的基础性资源价格长期偏低补贴和加剧了投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体系建设落后等等。

　　在这之外，发展战略的错位，也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调的另一个深层原因。长期以来，中国从学者到政策制定者，深受东亚四小龙以及日本等国发展模式的影响，无形中沿用了一个“出口导向的、发挥低廉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在这一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许多农村廉价劳动力得以转移到制造业部门，出口迅速上升，外汇储备不断上涨。这一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发展战略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今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已经明显是不适合的。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制定政策时不应仅考虑对本国的影响，还应考虑到国际影响。比如，作为一个大国，当中国追求一种出口导向、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时候，就会使得全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迅速下降，并会使得全球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迅速上升，造成一种“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时候，中国的贸易结构、对外出口、贸易顺差，无形中逼迫着中国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发达国家贸易伙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会带来相当数量的失意者，这部分失意者会通过政治渠道将不满发泄在中国的身上，这就是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因此，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大国发展战略。

　　在这方面，政府必须起到主导作用。必须使用手中的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一切手段来保护、来维持和推动国内市场。大国发展战略最核心的要点，就是要紧紧抓住中国经济自身市场这一最大优势。

　　“宽财政、紧货币”：

　　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

　　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进行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环境的变化。具体来说，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必须发挥核心作用，并且执行“宽财政、紧货币”的基本政策取向。

　　首先要明确，中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纵向比是新中国60年来最好的，横向比是各国之中最好的之一。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中央政府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国有资产，其中包括已经上市的以及未上市的国有资产，还有中央政府能掌控的各种资源，包括土地、各种矿藏等等。保守估计，这两部分将各占GDP的50%和40%。还有，不断增长的货币发行本身就是一笔国家财富，可以称之为铸币收入，一个衡量办法是巨额外汇储备刨除合理的1万亿美元部分，剩余的1.3万亿美元即代表了这种财富，占到了GDP的30%。

　　这样，中央政府的资产至少相当于GDP的120%。而就其整体负债而言，包括养老金欠账和内外债综合，粗算的上限也就是GDP的80%。因此，从中长期看，中国中央政府财政运作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财政政策应该担当结构调整的最主要任务，未来十年中国应该进行大财政规划，中央政府要消除赤字恐惧，每年要形成一定的财政赤字，占GDP的3%~5%。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政策取向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可以用“宽财政、紧货币”来概括总结。

　　所谓“宽财政”，指的是，政府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在未来五到十年范围内，需要保持比较宽松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GDP，而财政赤字在每年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积极通过国家财政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从长远来弥补财政赤字所带来的后果。

　　具体政策措施上，宽财政可以通过直接补贴就业、改革个人所得税征收体系等措施，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要知道居民消费比重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在不断下降；宽财政可以体现在绿色投资方面，对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进行一定的补贴，等等。

　　所谓“紧货币”，就是适当收紧货币供给，以及由此来调控经济中的信贷增长速度，通过这一方式来预防中国经济的资产泡沫，与此同时，逐步放开资本账户的资金流动。

　　为什么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中国经济中货币量占GDP比重高达150%，这一畸高比例在全球都是最高的。不断上涨的M2使得国家有财力有能力获得铸币收入，以及通过这种方式向居民和企业借款弥补了财政的不足，但是这一基本格局却为下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如此之高的货币存量，已经驱动中国资产价格不断攀升，超出了自身发展阶段的支撑，也超越了发达国家的价格水平。这种国内资产高价格和国外较低资产价格的巨大落差，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一个巨大的“堰塞湖”，一旦处理不当就有可能短期内涌向境外市场，导致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巨大的冲击。这就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不敢、不能迅速迈进的一个基本症结。

　　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应该是逐步渐进式地收紧货币政策，适当地降低中国经济货币存量占GDP的比重，通过这个方式来减少中国经济与国外的落差。

　　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除了传统的加息、提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当然值得考虑以外，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减少金融机构投机性投资的货币供给，如二套房的贷款；但更重要的，是要采取各种措施增加非银行存款类资产的供给，比如股票、债券等等，力图做实中国资产价格，减少中外资产价格落差，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创造条件，逐渐地增加有序的资金外流，以调节中国大量资金淤积的情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本文全文将发表于《经济学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