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巴菲特”谢清海：投资哲学是“眼见为实”

　　近日，美国投资管理公司(AMG)通过旗下全资附属公司，斥资3600万美元购买惠理集团有限公司5%的股权，共计8082.8万股。

　　在数千家基金公司之中，惠理基金能和AMG成功对接不能仅仅归结为它是唯一一家香港上市的基金公司，更重要的是该公司的逆向投资策略颠覆了传统思维，而倡导这一理念的是惠理基金的掌门、有“亚洲巴菲特”之称的谢清海。

　　佐证逆向思维的唯有行动。在金融危机之后，谢清海旗下的惠理基金现在比重已从30%下降至年初的10%，到今年6月，更降低至5%。

　　在倡导谨慎为先和逆市投资的前提下，谢清海更注重对公司的业务投资而非股票投资，视自己为公司的业务投资者。为此他早在巴菲特之前就已投资比亚迪，并至少赢得了两拨行情，以最大差价估算，回报率接近200%。

　　而今，他更看好高股息收息率的中国股票，并希望能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中部投资机会的人。

　　“无冕之王”转战投资

　　谢清海出生于马来西亚依山傍水的槟城，这里是当地居民避暑的圣地，但是他的童年生活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12岁父亲去世之后，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不得不开始担负起赡养母亲的职责。当别的孩子都在安心念书的时候，谢清海却在念书之余还得去路边兜售凤梨。

　　年轻时的谢清海在槟城当过记者。1974年，他带着很少的资金和一个小包踏上了开往香港的船舶。到达香港之初，谢清海依旧从事新闻事业，并分别在《远东经济评论》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从事记者工作。在其记者生涯的鼎盛时期，曾报道批评过香港于1983年打算进行与美元挂勾的货币计划。

　　正是在这段日子里，谢清海还自学了会计学，同时对股票市场、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都有了深入了解和研究。回忆过去，谢清海笑言，“我想我的头号热情就是阅读，阅读能帮助我很好地切入主题；同时我也在股票和货币交易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投资上的天赋。”

　　也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当时亚洲投资银行摩根建富的负责人谢福华，正是这个人的出现，带给了谢清海事业上的幸运转折。1989年，着迷于投资的他转身成为摩根建富亚洲公司(MorganGrenfellAsia)的研究主管，进行坐盘交易，侧重于中小市值股。对于这次转型，谢清海表现得十分低调，“我没有任何的总体规划或野心，改行加入摩根的负面因素比较低，因为我随时可以回去当我的记者。”

　　在他看来，财经新闻与股权市场分析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在股票市场上也有更新的领域等待驾驭和征服，正如他所说，“我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把生命看成是智力和职业生涯的一种冒险，一直不知疲倦地渴望征服新领域。”不仅如此，当过记者的经历使他不知不觉会将事情放在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比那些单纯做金融研究的人又多了一种优势。

　　更幸运的是，在摩根建富，他遇见了未来的商业伙伴叶维义。不同的是，叶维义来自富裕家庭，自祖父开始三代经营建筑生意，其父叶谋遵执掌家族企业新昌营造，但是叶维义更钟情于基金管理。两人的事业倾向一拍即合，1993年2月，他们以3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创立了惠理基金(ValuePartners)，谢清海担任公司的投资总监，亲自“操刀”公司的投资业务，而叶维义则以非执行董事身份参与惠理基金的业务。

　　投资哲学是“眼见为实”

　　2006年11月，惠理集团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它是为惠理基金上市而成立的控股公司。2007年11月22日，惠理基金终于走上香港联交所的舞台，实现了资本与资本的对接，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基金管理公司。

　　惠理集团IPO之后，谢清海持股36%，为第一大股东；叶维义持股18%，为第二大股东，公司其余管理层合共持股约15%，余下为公众持股。

　　好事成双，2007年底，谢清海“打败”了连续六年蝉联香港“打工皇帝”的和记黄埔董事总经理霍建宁，以2.536亿港元的年收入问鼎香港“打工皇帝”桂冠。

　　经历1997年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破灭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后，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仍充斥着良好血液的基金公司并不多见，而惠理基金俨然成长为令人瞩目的焦点，在冲破重重阻拦之后，从最初的300万美元一跃成为管理近50亿美元的“基金业大亨”，并被《阿尔法》(Alpha)杂志评为仅次于日本对冲基金Sparx资产管理公司的亚洲第二大对冲基金。这其中蕴含着看似简单却很难做到的“谢式哲学”，在谢清海的世界里，价值投资其实很简单，“我们不愿花太多钱买股票，别人可能会以为投资是在买股票，其实我们是在做生意，做一个公司的股东。”对于每一家被投资的公司，谢清海都会考虑这家公司做的生意好不好，有没有前景，公司的管理层行不行，然后又会反过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真的想做这个公司的股东吗？

　　不仅如此，做过记者的谢清海更是秉承了“眼见为实”的传统美德，既有前期研究，也有后期调研。2009年，他们考察过2000家公司，而最终只向150家公司抛送橄榄枝，其中坚持的就是“3R原则”，即正确的生意(Rightbusiness)、对的管理层(Rightpeople)和对的股票价格(Rightprice)。所以，他挖掘的往往是被市场低估的二、三线股票，更有趣的是，当香港交易所披露惠理持有的个别股票超过5%时，该股股价便迅速大涨，不得不被基金界冠名“金手指”的美誉。

　　比巴菲特更早投资比亚迪

　　在这样的选股哲学之下，更精明的是“逆向思维”的协助，去年金融危机之后，当别人还沉静在余震威慑之下时，谢清海却陡然站出来，甘当百分之百的投资者，坐享市场复苏的硕果。从惠理基金的仓位上看，2008年10月市场下跌之际，现金比重是30%；而在2009年初，现金比重降低到10%；6月，比重继续降低到5%。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逆向投资者”，和欧洲基金经理安东尼?波顿的逆向投资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用谢清海的话是，“市场好时我们谨慎，市场差时我们勇敢。”

　　然而，更重要的还是人际网和最后的决策，因为惠理基金基本不在股票市场买卖股票，而是直接和公司协商，买入可转换债券，而价值债券的持有人实际上是股东，大概有四五十家在香港或新加坡上市的公司，惠理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持有股份。另外，谢清海最擅长的地方是原创性和做决定，“想训练做决定的能力，可以玩扑克牌、围棋、中国象棋和21点。”

　　在这一思路下，谢清海找到比亚迪，并被比亚迪的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所折服。在巴菲特决定入股比亚迪之前，谢清海至少已在比亚迪身上赚了两波行情。第一波是2006年7月至10月建仓，一年后的8月至11月出货；第二轮是2008年4月至8月建仓，今年3月出货。如果以最大差价估算，回报率接近200%。

　　但在金融危机时，惠理也经受过投资回报下跌的痛苦，但是凭借着“谢氏哲学”，惠理已经在市场的复苏中过早地发现了先机。从最新的数据上看，惠理今年的回报率应该在85%至100%。当然，上市后的透明度也帮了惠理一个大忙，尽管当初的上市是迫于债务的压力，但正是因为上市后增加了财务状况的公开度，将资产状况告白天天，投资者对惠理的信任度才会加分，金融危机期间不但没有出现投资者的大量赎回，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客户。

　　当然，谢清海这位“亚洲巴菲特”也有失误的时候，对于过往的失误，谢清海坦言，“我们还远没有达到万无一失的水平。我对我们从1993年开始的所有决定做过一个研究，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时候我们犯了错，三分之一做得不错，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则不好不坏。”这样的错误比例在基金经理中并不常见，而谢清海对失误的坦然更显示出他对投资者透明度的认可。

　　正是客观地看待成功中的失败和失败中的成功，惠理基金自1993年成立以来，给客户的年均复合收益率达到16%。最近十年，即使是损失惨重的2008年，年均复合收益率也高达20.3%。该公司旗下的“惠理中华ABH股基金”和“惠理价值基金”分别为2001年至2005年表现最好的海外投资中国基金的前两名。其中主要投资于内地A股市场上中国企业的“惠理中华ABH股基金”，自2000年7月发行以来，回报率已经超过900%。

　　长线持有中国能源企业

　　对于未来，谢清海并不认为有很好的前景，“在未来3至5年会有第二次全球金融危机。短期全球政府的救市行为可能会使经济向好，这种势头可能会持续6个月或1至2年，但迟早会下滑。”在他看来，短期是牛市，中期则会是熊市。

　　而对于中国市场，谢清海相信这一定是一个让全世界都侧目的地方，因为它们还没有完全从危机中恢复，而中国的股权市场似乎更能让谢清海眼睛一亮，“虽然对全世界我感到悲观，但对中国就相对乐观，我特别喜欢高股息收息率的中国股票。”

　　他坚信人民币一定会升值，而长期持有人民币最好的方法是持有这些使用人民币的公司。近期，他考察了四川、湖南、湖北、广西、新疆等中国中部地区的公司，希望成为第一个发现那里投资机会的人，“上海、北京等城市，的确是有大量的好公司，但是有关的研究和关注的投资者已经很多，你可能不是第一家。”

　　在行业选取上，谢清海更愿意选择黄金和石油以及煤炭类公司。长期来看，中国的能源与商品都是紧缺的物资，石油能源和煤炭类的公司值得长线持有，而对于黄金，惠理基金从2000年开始就长期保持5%的资金投资于实物黄金，以备不时之需。

　　而在投资组合的风险控制上，谢清海并不赞成将大部分资金进行股权投资，“我并不鼓励在目前潜在的风险和机会情形下，把资金全部用于股权投资。我会把钱分散投资在现金，黄金等有形资产，以及不同等级和地区的股权上。没有人能够确切预知从现在开始的两三年里，世界会变成怎样。”

　　在谢清海心中，“希望把惠理打造成亚太区金融市场的价值投资圣地”这一金融帝国之梦正在靠近。(肖妤倩) (来源：投资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