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不能再开“空头支票”

　　要坚持《京都议定书》；在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问题方面，发达国家应做出切实的承诺和行动，不能再开“空头支票”。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７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在当天下午的中国代表团新闻发布会上，率团与会的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中国代表团希望本次大会成为全球新一轮应对气候变化的开始，不过目前的谈判需要解决四大焦点问题。

　　首先，发展中国家要求一定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而一些发达国家主张把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轨道，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如果《京都议定书》取消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就不会有什么实质内容。因此“是双轨制，还是两轨合一，这是本次大会各方争论的焦点问题”。

　　其次，本次大会要确定发达国家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２０年的中期减排目标是多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这次会议一定要确定发达国家到底要减排多少。

　　第三，对于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要拿出多少资金，提供什么样的技术，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来达到相关要求，发达国家没有做出实质性承诺和切实行动。“本次会议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发达国家开空头支票，到最后根本不落实。”

　　解振华最后说，本次大会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是发达国家提出应讨论发展中国家是否也要做出“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排承诺或行动（简称“三可”标准）。对此，中国明确表示，要完全按照“巴厘路线图”执行，发展中国家自觉采取的减排行动，完全不必接受“三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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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新能源应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共商为地球“降温”，在昨日举行的21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上，“减排”、“新能源”也成为关注热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表示，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40%到45%”，这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指标，也非常有潜力，“但是，反过来说也给我们的企业增加了一定压力”。

　　“压力”一词在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那里被重点强调，他指出，我国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任务艰巨，而“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40%到45%”的目标，将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毋庸讳言，只有工业节能减排大幅进展，这个目标才能实现。

　　而与减排相连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新能源”。“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能源，包括电动车等，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成思危表示，第四次产业革命将是新能源引导的能源革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将是解决气候变化的一个根本措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表示，对我国而言，如果沿袭粗放的发展老路，将受到资源、环境和因素等种种制约，难以为继，实行新能源战略已经刻不容缓。

　　但成思危同时强调，在利用国际上碳交易等有利条件来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同时，要避免一哄而上和盲目炒作。关于新能源，我们还面临很多问题，核心技术掌握不够、新能源现在价格还比较高。发展新能源要积极慎重，要从技术层次、经济层次和政策层次来解决问题。

　　经济学家提出国际合作减排新渠道

　　解决当前机制弊端实现共赢

　　对备受关注的向低碳经济转型，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转型初期可能会比较痛苦，但通过较低的能源使用量和其他能效措施实现的节约资金将部分抵偿转型的成本”。

　　他同时强调，尽管减排在中国是需要的，但没有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中国不能够承担实现这些减排的全部责任，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减排共同面临的问题。

　　而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减排合作分歧明显。“目前国际间合作减排存有种种缺陷，对此，我们提出‘国家间减排协作计划’（ICP），作为国际间合作减排的‘第三渠道’。”昨日，樊纲在《经济发展与低碳经济研究报告》发布会上表示。

　　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研究院执行院长约翰·罗克斯特伦认为，即使在困难的经济时期，气候变化行动仍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而非成本。这样的转型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都并非易事，但转型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报告认为，当前国际减排协作机制中存在仅有两个渠道、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太少等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希望ICP能解决这些弊端，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赢。

　　建议提出，参加ICP的发达国家须承诺减排所需技术的转让，取消任何技术限制或封锁；根据其外部减排需要进行国际资金配置，承诺资金可用于ICP等减排工作。参加ICP的发展中国家可承诺进入“门槛通道”，一旦本国排放达到事先规定的“门槛”标准，即加入限量减排协议；如果一国获得了充分的国际技术转让和国际资金配置，则应根据排放相对减少的程度，将“门槛”适当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