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9年“时代变迁”的四大征兆
■王嵎生
美国金融危机一年多来严重冲击和伤害着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也催化了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不利于老牌发达国家的变化。这种变化大大加速了我们时代变迁的“量变进程”，是带有历史性的。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高度快速发展，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普遍性，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明显上升，在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以及反恐等诸多领域，国际协作和积极互动明显加强。
但与此同时，综合国力的竞争、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与“反自主选择”、“变革”方向顺势与逆势的博弈，以及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政策取向和利益冲突，特别是维护和反对国际垄断地位的矛盾和斗争，也空前错综复杂，十分尖锐。
纵观全局，我们时代的变迁２００９年似有四大新的征兆和发展趋势，中国外交也面临一些新的重要课题。
两道截然不同的风景线
——“时代变迁”的新征兆新趋势之一
２００８年初，法国总统萨科奇提出“相对大国时代”的观念。英国首相布朗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先后强调，Ｇ８峰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必须反映”发展中国家兴起的现实；“富国俱乐部”已不起作用了（ｎｏ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必须把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和俄罗斯这类国家包括进来灵活组合运作才行。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承认，“现在世道变了”，“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正在形成一个使美国受到更多制约的世界”，“多极化体系已经出现，这正是主宰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时隔一年多以后，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公开宣称，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我们正迈向一个多极化的时代”。日本作为名列前茅的老牌发达国家，其领导人第一次这样直面现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Ｇ２０应运而生，Ｇ２、Ｇ３和Ｇ４的议论也广为传播。这里既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动，更有发展中大国不同组合的探索。
发展中大国由于不同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出于提高综合国力和扩大国际影响的考虑，很自然地形成了有所不同的组合。当前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和参加２０国集团的１０个“南方国家”（目前还没有正式组合）。此外还有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印度、南非和巴西三国“准联盟”，以及原先与Ｇ８对话的５国机制。它们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特性又有共性，虽有差异，存在着某些实际矛盾，但并不对立，也不相互排斥，大方向是一致的。
这些新兴大国的不同组合，有四大特征：
第一，它们都是兴起的大国或相对大国，发展速度快，潜力大，而且不同程度上都有着可持续性；第二，它们都坚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国家特性，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第三，它们都希望和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第四，它们都希望和寻求和平的国际环境，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等化，不赞成旧有的“冷战思维”和“对抗政策”。
现在当然还谈不上发展中国家“风景这边独好”，但它显示的实力和发展方向，代表的时代潮流，反映的世界主流民意，确实与老牌发达国家“那边的风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说得好，（现在）东方在增长，西方在衰退；西方充满担忧，东方满怀希望。这正是对当今世界两道不同风景线极佳的描绘。
“模式”之争波及全球，引发人们深刻反思
——“时代变迁”的新征兆新趋势之二
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问题的议论已有十多年。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议论，一般都带有双重目的：一是吹捧美国“全球经济一体化”，即“美国模式”绝对自由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和“普世价值”，为美国资本与货物在全世界通行无阻、获取最大利润服务；二是宣传“中国价值观”的僵化和扩张野心，为贬低中国社会制度和突出“中国威胁论”服务。
去年金融危机以来，情况大变。
“美国模式”遭到国际上的普遍质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模式”并非是万能药，它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弊病；它贪得无厌，长期以来，损人利己，现在自己也遭殃了。美国有些专家学者也承认，“美国模式”确有值得检讨之处，需要进行“反思”。
“中国模式”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美国某些著名人士）认为，“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确有可取之处，它独立自主，按自己国情办事，调控和适应能力强，速度快，效率高，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国际舆情的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时代变迁”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势头。这是中国的荣誉，也是中国国际战略选择和政策取向的新课题。在新形势下，我们更需要冷静的科学态度，更需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头脑发热，跟着炒作什么“中国模式”“一枝独秀”。中国的社会属性和世界观不允许，美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前车”也不可“不鉴”。
美日双“鹰”落地，两“鸽”起飞
——“时代变迁”的新征兆新趋势之三
２００１年，当小布什和小泉纯一郎先后上台执政之时，笔者以为，美日“双鹰”东西呼应而飞，可能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果不其然，美国先后发动了两场战争，同时，在军事部署上向东方移动。美日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还相互呼应，图谋组建“民主国家同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其矛头所指，尽人皆知。只是由于中国等有关国家采取了妥善的应对之策，他们才未能美梦成真。
奥巴马和鸠山由纪夫都是打着“变革”的旗号在今年先后上台的。“变革”之风究竟怎么吹，当然还要观察。他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人，都要受到各种势力的制约，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初步看来，不同程度上都有鸽派色彩，起飞的方向还是正面和积极的。
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奥巴马没有改变，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改变。奥巴马仍然是要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所谓“重塑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与“倾听和领导”）。但他对世界总体形势的观察和认知，显然与过去大不相同，在策略和政策上都有相当大的调整。他承认，世界已经大变，现在任何重大国际问题，美国都不可能单独解决，美国不仅需要盟国的帮助，也需要寻求新伙伴的合作；美国要领导，必须先“倾听”，“单边主义”和“硬实力”的“先发制人”政策行不通了。他还赞同Ｇ７平台应该让位于Ｇ２０平台，即由发达国家单方面主导国际局势，逐渐转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主导；支持国际金融体系进行符合世界现状的必要改革，虽然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触及主导权和美国的核心利益，但毕竟是一大进步，接近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现状，有利于时代的变迁与国际协调和合作。
日本的战略目标也没有变，它仍然要力争成为政治和军事上都举足轻重的“正常国家”，仍然要坚持日美同盟。但它明确宣示，同美国的关系应该是“紧密而平等的关系”，要求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表示愿意充当“东方和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样文明之间的桥梁”；强调亚洲是日本生存的地区，日本要重视同中韩和东盟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倡议建立“东亚共同体”；还说日本要考虑如何保持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并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此外，美日两“鸽”起飞以来，鹰派所谓的“民主国家同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之类的口号，２００９年似乎也没有再公开出现了。
这些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和变化，对中国、对亚洲、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都是有利的好兆头。这是新时期的战略机遇，中国和有关国家都应不失时机因势利导，进一步推动中美和中日关系“更上一层楼”，推动“时代变迁”继续朝着和平与发展的大方向发展。
国际货币多元化趋势开始动摇美元地位
——时代变迁的新征兆新趋势之四
经过３次Ｇ２０峰会和国际社会比较有力的协调与合作，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应该说已初见成效。但最终走出危机特别是金融体系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有关各方切身利益的矛盾和碰撞，以及核心利益再分配的斗争和发展趋势，当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发展已表明，美元的霸主地位已开始动摇，正在受到有关各方的严重挑战。一是“金砖四国”和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方兴未艾；二是香港、迪拜乃至中国上海正在向国际金融中心方向迈进；三是出现了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和综合化的趋势：人民币开始了走向国际化的路程，同中国进行以人民币结算贸易的国家日益增多，“玻利瓦尔美洲国家联盟”九国决定创立地区货币“苏克雷”以逐渐减少使用美元，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已经或正在以美元以外的货币进行贸易结算，ＩＭＦ“特别提款权”也正在酝酿包括其他货币。
２．关于金融体系改革，目前老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说得很动听，但实际上并没有触及核心问题。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割欧盟国家的肉”，“喂”中国等新兴大国，说什么要增加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投票权，由欧盟国家“让出”在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的３％—５％份额。但ＩＭＦ决策权的投票制度（需要８５％的多数通过）不变，美国手中握有１７％的份额，继续掌握“一票否决权”。所谓增加发展中大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虽是金融改革的一大进步，但在重大问题上，发展中大国仍然没有最后决定权。目前欧美在这方面矛盾比较突出，有关方面都在合理利用。作为战略目标和策略部署，新兴发展中大国似乎正在探讨如何逐步迫使美国也“让出”必要的份额，或者把需要８５％多数通过的投票制度改为国际通用的２／３多数，从而改变“一票否决权”的不合理状况。
此外，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要动向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现在都已开始考虑“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出路和地位。最突出的几个方面一是“发展模式”的选择或调整，二是新经济和金融政策，三是大国或相对大国关系新的组合和博弈，四是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占领制高点（奥巴马已吹响了“低碳经济”的冲锋号）。中国需要未雨绸缪，深入调查研究，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及早制定相应政策。
新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课题
实践表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特色外交体现的“软实力”也更加鲜明，可圈可点。中国关于“构建和谐世界”与“合作共赢”的理念和相关政策，以及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呼吁与倡议，已经日益深入人心，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好评。现在，“中国因素”进一步牵动着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世界各国在制定政策时，一般都要考虑“中国因素”的影响。今年以来，连美国人也在借用中国的“软实力”语言，说我们要“求同存异”、“同舟共济”嘛！
这是“时代变迁”加速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因素”和“软实力”的肯定，是值得中国人民自豪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十分严峻的，国际责任十分沉重。因此，外交上必须注意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当前，有三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需要冷静思考和应对。一是“韬光养晦”战略是否已经过时，二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意义和影响，三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关于推动中美“共管世界”（所谓Ｇ２）之类的议论。
（一）诚然，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中国速度”的发展举世瞩目，中国在国际上举足轻重，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事实。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处在世界的第９７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时代变迁”的新时期，中国仍然需要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增强“有所作为”意识。这两者是辨证的统一关系。
中国坚持奉行“韬光养晦”战略，说白了，“韬”的就是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的“光”，就是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光”，就是高科技无国界迅猛发展的“光”。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很可能丧失我们需要的“光”，“养晦”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分量也要相应增加，如对贫困国家的援助，有选择地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积极推动重大国际安全问题的合理解决，主动参与和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和公正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等。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系列的活动，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积极而又冷静的出色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如果过分强调“有所作为”，甚至自我陶醉，鼓吹要“大有作为”，说过头的话，做过头的事，热衷于在国际事务中起“领导”作用，那就可能引起本可避免和不必要的对抗，从而影响乃至破坏“韬光养晦”的大局。
（二）诚然，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政方针的优越性是客观存在的，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参考性，但中国从来都不赞成提倡什么“中国模式”，更没有鼓吹什么“普世价值”。我们始终认为，如果有什么“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话，那就是每个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的国情参照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包括“华盛顿共识”的可取之处）创建和制定自己的国家制度与发展道路。
现在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普世价值”的专家学者中，很多人是出于好意和严肃的研究。然而，也确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向中国发射“糖衣炮弹”。如果我们也跟着炒作，可能正中其计。６０年来，中国没有在骂声和围歼堵截中倒下，在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千万不要被糖衣炮弹打倒。
（三）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在议论构建和推行Ｇ２、Ｇ３和Ｇ４。Ｇ２不可行，笔者已在“关于中美二重奏一些问题的思考”一文中说明了。温家宝总理更是明确指出，这是十分错误的。Ｇ３指的是中美日共管亚太。这是日本方面某些人的一厢情愿，也万万不可呼应。这不仅不符合我国的一贯政策，而且将招来东盟、韩国、俄罗斯以及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国家的普遍反对。Ｇ４（美国、中国、日本和欧盟）当然也很不合适。这好像对中国“情有独钟”，但实际上用心不良。这无异于把中国“提升”为超越俄罗斯和加拿大的“新发达国家”，改变中国身份，同时把俄罗斯“逐出”Ｇ８，把加拿大“甩开”，并在发展中大国组合之间制造矛盾和对立，挑拨离间。中国媒体千万不要跟着炒作。
新的大国组合千头万绪。中国应该把“金砖四国”和Ｇ２０作为重点加强合作，力争有更多作为。前者是发展中大国的新兴组合，今后可以逐步发展为４＋Ｘ（即“金砖四国”加上南非、墨西哥或其他发展中大国）。Ｇ２０ 实际上是“老牌发达国家”（Ｇ７）同“新兴发展中大国”对话的平台，有利于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协调立场，有利于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局。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的这两句诗好像是为我们２１世纪“时代变迁”特写的，让我们好好品味吧。
（作者为我国资深外交官，曾任多国大使及ＡＰＥＣ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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