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实现减排目标关键是建立核算机制

　　专家称实现减排目标关键是建立核算机制

　　■本报记者 王松才

　　当地时间７号下午，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哥本哈根大会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称中国承诺２０２０年前单位ＧＤＰ碳强度下降４０％—４５％，相当于减排１５亿吨的二氧化碳，占全球减排量的四分之一。解振华在发布会上说“我们该做的我们做了，不该我们做的也做了”。

　　１２月７日起，１９２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将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因此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中国有能力实现承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１１月８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说，碳强度是指单位ＧＤ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碳强度高低不表明效率高低，一般情况下，碳强度指标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下降的。计算公式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ＧＤＰ。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的目标是实现能源强度下降２０％，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是有区别的。”林伯强告诉本报记者，能源强度是指能源总量／ＧＤＰ，能源强度和碳强度这两个概念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能源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这两个概念是等同的，能源强度不变，碳强度也不变。

　　“在现有能源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十一五’能源强度下降２０％，碳强度也基本能下降２０％，这就意味着未来１０年时间，中国的ＧＤＰ碳强度需要下降２０％左右。如果能源结构能够更清洁，排放更低，那么中国实现２０２０年碳强度下降４５％的承诺是完全可能的。”他说。

　　不会过多影响经济

　　林伯强认为，中国提出这个目标最终需要靠节能减排和发展清洁能源来实现。节能减排就是降低单位能耗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以后在中国不仅仅是高耗能行业，而是所有的行业都必须要提高能源效率，节能减排并通过发展清洁能源来降低碳强度。

　　“中国降低碳强度的承诺，以后在国内会变成一个硬约束，就是国家以后将会对能源行业特别是高耗能行业会有碳排放约束。”他说，这对传统能源行业和高耗能行业是负面影响，因为中国既然承诺降低碳强度，就会变成硬约束，并把碳强度作为一个指标分到各地各行业，这也将会让这些行业的企业增加能源成本或缩小利润空间，但他认为，这并不会抑制这些行业的发展。

　　他的理由是，虽然中国承诺降低单位ＧＤＰ碳强度的比例较高，但这是通过１０年左右时间来实现的。虽然这会增加能源成本，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中国不会放弃经济增长，总体对宏观经济影响并不会很大，

　　“未来１０年对于中国能否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十分关键，经济增长不可能停下来。跟美国不一样，中国承诺降低碳强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把经济增长和碳强度降低绑在了一起，而实现碳强度承诺的前提是，中国必须保ＧＤＰ增长；另外，‘十一五’后，中国的能源强度将下降２０％，离目标也只差２０％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承诺对经济影响不会特别大。”林伯强说。

　　对于如何缓解降低碳强度和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他建议，政府应该采取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建立碳交易机制等措施。“凡是跟节能减排有关的，跟发展清洁能源有关的事情政府都应该大力去做。”

　　将影响哪些行业？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８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做出的这个承诺，不光对能源行业会产生影响，应该说对所有的行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高碳行业会比较‘倒霉’，高耗能行业肯定会首当其冲，而低碳行业会占便宜。”厦门大学林伯强认为，中国提出降低碳强度将会对煤炭行业和以煤炭为基础的行业将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对其他低碳行业如风电、核电等行业不会有什么影响，相反还会有利于这些低碳行业的发展。

　　关键在于建立核算机制

　　“各地能源构成不一样，有些地方节约下来的能源可能是高碳的，有些地方节约下来的能源可能是低碳的。如果我们要实现承诺，第一个需要去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科学的核算机制。”中国能源网ＣＩＯ韩晓平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ＧＤＰ单位能耗不等于ＧＤＰ单位碳强度，两者差别很大。如何去核算减排的碳，节能减排到底减排的是不是二氧化碳呢？这需要建立一个能够量化的核算机制。

　　“水电、核电、风电极少有碳排放，而火电等却有很大的碳排放。”韩晓平认为，在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如何确定减排的量，如何确定减排的是不是二氧化碳，企业生产用的是火电还是水电，怎么把它量化出来，需要有量化指标，需要建立科学的核算体制。

　　需反省经济发展方式

　　“这对我们整个经济结构将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每个人都会受影响。”韩晓平告诉本报记者，要想实现承诺，中国应该反省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

　　他建议，政府可以实行阶梯电价，用多付的钱去购买低碳的电，这样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能耗都会和二氧化碳挂钩，就能够量化；另外，国家也可以实行碳税机制，二氧化碳排放得越多，缴纳的税也就越多。

　　“但关键是国家不能把碳税再拿出来搞重复建设，这个钱一定要专款专用，按照国际惯例，碳税的用途主要用在减少碳排放上，这对我们整个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家庭、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适应这个转变需要一个过程。”韩晓平认为，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适应这个转变，另外适应转变后还要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这需要反思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究竟是要追求高速度的ＧＤＰ增长还是要追求更和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