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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者纵论中国民营经济60年:挑战与未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徐以升
2009年12月14日07:43


  4周瑞金:破除体制性障碍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会议上指出,虽然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必要性十分明确,但在实际工作中,民营经济发展并不顺利,体制性障碍依然非常严重。

  周瑞金指出,进入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包括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已经全面改制,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然而,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步伐明显放慢了。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此外,周瑞金指出,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加强了行政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为削弱。

  周瑞金指出,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体制性障碍,就是要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所谓特殊利益集团,是指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政商勾结寻租,形成了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赚取超额利润。

  不过周瑞金指出,国有垄断企业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发展航空航天、军工和某些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大中型国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主力军;在应对金融危机,以及去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场合,国企在危难中发挥了“共和国长子”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发展国际能源资源合作,进行海外资本扩张和兼并方面,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周瑞金认为,这类体制性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5保育钧:国企不能无限制扩张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在会议上指出,当前整体经济格局发展中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回答。一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的定位应该如何明确;二是私营企业的定位问题也没有说清楚。

  对于第一个问题,保育钧指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是全民财产,应该为全民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提供公共产品,在定义上不能是为了保值增值。比如在房地产领域,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经济适用房、公共廉租房等具有公共属性的细分市场,而不能在商业领域做地王。在明确这个定义之后,应该明确,国有企业不能在竞争性领域无限制扩张。

  在资金问题上,收的方面,国有企业在交税之外利润上交有限;支的方面,国有企业支出并不列入预算,理论上,中央企业应列入中央预算,地方国有企业应列入地方预算。

  对于第二个问题,私营企业的定位问题仍然需要讨论,舆论指出的“非公有制企业家是不是资本家”的问题不要回避。目前一个使用的词语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他认为民营企业的本质应该是百姓自己解放自己,是一种创造财富的形式。

  6何伟:要清晰几个定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伟在会议上指出,目前很多问题的讨论莫衷一是,需要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民营经济进行更清晰的定位。

  第一,在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上,何伟指出,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定位明确了国有经济的覆盖面,同时也为民营经济发展开拓了空间。这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探索,取得的重要共识。

  但何伟指出,这其中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有部门将其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这扩大了国有经济占有范围,对应的也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这也是目前有些地方在煤炭领域改革争论的始源问题。

  第二,在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上,何伟指出,目前的国有企业和政企分开前的国有企业不同,这一点是讨论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比如,股份上很多企业已经不是全部国有,而是股份制甚至有外国股份;在分配上,过去基本上是平均分配,企业利润归国有,但现在企业有自主分配权,职工高工资高福利,利润也小比例上缴国家。

  但是在政企分开之下,原来政府对资源的行政垄断,变为现在的国有企业垄断。国有企业利用政府授予的经营特权,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并获取了大量投资和贷款。这样,国有企业从过去的体制里继续获得垄断资格,又从市场经济里获得利益,原来的国企概念已经变异。

  第三,在民营经济的定位问题上,何伟指出,目前民营经济已经占到GDP的65%,新增就业岗位的80%,税收总额的56%,可以说民营经济占了半壁江山。民营经济推动民富国强,有利于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民营经济已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的发展要靠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两个轮子一起动。

  7王建:根本在于如何应对产能过剩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在会议上指出,国有资本的扩张和民营资本的收缩,比如钢铁等行业的结构性调整,问题还是出在产能过剩上。目前出现的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进退并不是政府主动导向的结果,问题的根本是发展中的问题。

  问题在于,市场化改革深入以后,收入分配拉大,产生生产过剩的倾向。在过去向全球化推进的时候,由于外部需求膨胀,这个问题得到掩盖,危机之后,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了,生产过剩一下子表面化了。

  王建指出,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目前有非常严重的生产过剩。二战以后,美国和欧洲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设备利用率都在80%左右,到90%整体经济就是非常热了,低于80%就是经济下滑和衰退,低于70%就是严重衰退。最近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统计,中国平均产能利用率是79%,这个数据意味着过剩问题的现实存在。

  问题在于,产能过剩应该如何应对。如果通过国企平台的扩张,比如设立产能标准,小的不到规模的就砍掉,但由于大的主要在国企,这就会难免形成新的进退效果。这需要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王建指出,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分配。如果不在分配环节下手,是解决不了过剩问题的。不在分配领域解决,既解决不了高投资率,也解决不了低消费率。目前刺激消费的许多政策,比如更多的家电下乡等等,绕过了分配环节,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问题,有的只是把后面的消费提前了。

  而从根本上解决分配问题,搞平均制这条路已经证明走不通;学习西方对富人大规模征税然后进行社会转移支付,这目前也很难推行得开。思考到最后,结合中国分配领域的特点,出路就在于城市化。

  王建指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城乡分配差距导致的,比如中国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但农村地区人均GDP不足700美元,中国在产出上已经能够满足人均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但巨大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不够,怎么能不产生过剩呢?

  “推动城市化是一条道路,如果用城市化去突破,用城市化的道路去解决问题,就可以有效地创造出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也不会给目前的体制带来过大的冲击。”王建指出,新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城镇化的思路,但城市化还应该放到一个更高的战略目标上。最近几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只有0.8个百分点左右,这个数字应该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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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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