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振明：建符合企业发展制度 让国企民企共同发展

　　搜狐财经讯 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专家学者，都对全球复苏及新一轮增长翘首以盼。12月18日，《财经》年会——“后危机时代的变局”在北京召开，深入探讨“后危机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以下是搜狐财经的现场报道：

　　中国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常振明：

　　谢谢主席先生，谢谢财经杂志邀请，也很荣幸的在这里能跟大家谈谈我自己的观点。

　　首先这个题目也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引发了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围绕着国进民退的这么一个话题。人们之所以对国进民退有强烈的感受，主要是国有企业在重要的基础行业占有主导优势，集中度也比较高，大家也同时担心由于国有经济的过分强大会阻碍市场化的进程和市场化的发展。也担心民营经济的活力，也担心国有企业的强势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和机制的倒退。

中国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常振明（摄影：唐怡民）

　　最近我本人也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思考，首先先是对一个事情的看法，是不是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国进民退，或者怎么样界定国和民的界限，首先国是以组织行政任命企业领导人为标志，还是以国有产权控制的比例为基准。最近我也看了很多的案例，比如像德国邮政、澳大利亚邮政，这些邮政局搞的都是非常成功的，通过转变经营机制做一些快递等等一系列的服务，他们做的也很好，但是国有企业国家在邮政业占一定的股份。

　　目前我们还要考虑一点，出这个现象究竟是依赖垄断和权利的庇护和推动，还是遵循市场竞争和自由竞争的结果。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国改革的彼岸究竟在哪里？我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有明确的政策描述和宪法基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市场参与的主体，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在竞争中互有进退，无论总量、结构都是动态的，带有鲜明的探索和发展的特征。不管怎么样，国有企业的改革市场化的方向不能改变，革除国有企业机制的弊端和壮大竞争实力的信心不能动摇。

　　这里边有几个概念、几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我刚刚说的问题，到底是以哪个基础来划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股份制的公司，到底是以股份的划分，还是以行政命令企业领导人划分。第二个是企业的弊病，因为我看了很多文章，也是说国有企业主要的弊病效率低下、人员多，领导人自己定自己的工资，等等一系列的国有企业的弊病，而且在竞争中没有竞争系，刚刚我们刘主席也说了关于国有企业现在的一些发展方向。还有一个层面的问题，国有企业在跟民营企业竞争当中竞争的公平性的问题。大概从这三个层面，这三个概念如果我们混在一起谈国进民退的话，我认为应该具体的问题我们具体来看。

　　我本人所在的公司是中国中信公司，大家都知道30年前中国中信公司是应运改革开放而生，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当时定的中信集团的目标就是这个，三个引进，另外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按照市场规律和市场规律原则来办企业，走一条自负盈亏的建设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这个当时是国家给我们定的目标。所以在当初资金是对外筹措，在海外引进资金，国家拨款只有2个多亿的现金，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过度当中，现在已经走上市场化的道路。当初我们的目的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上走出一条市场化的道路，所以我们去年成立30年，我们也总结了我们30年的经验，30年经验的第一条，就是说我们在竞争中发展，我们也算是一个国有企业，所以本来我们就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国有企业，也是不可能退出竞争的领域。

　　最近，特别是有一些案例，比如中粮收购蒙牛这样的案例，本来我今天来之前名单上我看到宁高宁的名字，我本来也想向他请教这个事情，实际上从我们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中粮对蒙牛品牌一次市场化信用的重组。就是中粮参与了蒙牛，如果国有企业参与民企影响了它的效率，或者把它的机制改变了，损失了它的竞争力，市场上当然我觉得收购肯定不应该说是成功的，如果不改变经营机制，而又增加了它的协同效应，利用中粮的网络提高了它的竞争力，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市场选择的结果。最近还有一些其他例子，比如中信集团和中信泰富也算国退民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国企发展的阶段性模式，应该是以业绩绩效为导向、以价值实现为目标的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而不是以行政垄断型国企。绩效和价值竞争性的国企，应该是有实力型的，而且应该是有竞争力的。而行政垄断型的国企，主要特征就是庞大，实际上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前所未有的体制创新中的其中之一，都不能违背根本的宪法逻辑和历史逻辑。

　　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去年金融危机打破了既成的企业运行的规律，各个国家纷纷实行政府的救助。美国甚至有9大商业银行已经不同程度的国有企业，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这种特定的时期，国有企业承担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宰的作用，具有暂时性和应急性，不应该视做政策导向，我们应该理性的对待，因为它是政策副产品，而并非一个目的。如果承认世界经济是公平的竞争体制，就应该承认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退的可能性，关键是进退是市场机制的自愿运行还是政府等权利机构的强制力。我们要保证民营企业的竞争权利，也不能抑制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竞争的活力，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而言，重要的是怎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在所有制公有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真正按照企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建立起专业懂行、决策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刚刚刘主席也都讲了，最近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进展的已经很大了，当然我想上期在财政杂志上也登了一偏秦晓先生的文章，也提到国企改革和国企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就是说在国企的体制、机制上是否国企社会化、资本社会化等等这些改革也应该积极探讨。特别是建立起与市场竞争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区别对待行政垄断型国企和绩效竞争型的国企，并完善国家利益、社会责任和经营者收入相统一的业绩和价值实心挂钩的人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另外，国企跟国企之间、民企跟民企之间都有一个合作也有一个竞争的机制。本来我看名单上还有复兴集团的郭广昌先生，他跟我们中信集团也谈过很多各方面的合作。上次郭先生到我办公室的时候，我的桌子上就摆着他们复兴集团上市很厚的材料，中信集团也是一个综合性企业集团，他也是综合性企业集团，他能够整体的上市，也说明这里边也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借鉴、也可以学习。

　　一句话，就是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规律的制度，让这个制度能得以有效的执行，探索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国企与民企共同发展的问题，既需要勇气，也考验我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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