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现阶段货币政策应围绕多目标设定

　　周小川：现阶段货币政策应围绕多目标设定

　　本报北京12月22日讯 记者李倩 谷秀军 牛娟娟报道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2009中国金融论坛”并就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使用问题发表了演讲。周小川表示，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阶段，货币政策应围绕多目标设定，还要灵活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周小川指出，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认为货币政策目标应该简单、单一，因而比较流行的是通货膨胀目标论，也就是央行只对通货膨胀目标负责。这个做法也在不少国家和相当一个时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通货膨胀目标论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显然经济复苏成为了货币政策很主要的目标，如美联储将低通货膨胀和就业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目标，其他国家也各有提法。总之，在克服金融危机期间，仅强调货币政策单一目标似乎显得不够。

　　周小川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是围绕多目标来设定的：第一是低通货膨胀，第二是经济增长，第三是保持较高的就业率，第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我们也研究过是否可以把这四个目标稍微简化一点，或者是否要向单一目标逐渐演变。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深刻，但当时至少认为，中国经济是一个改革转轨期间的经济，在市场化程度、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传导机制上肯定与发达国家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不一样，所以一直没有简化货币政策目标。但我们应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系统研究。结合目前中国国情来看，货币政策坚持多目标具备以下几个客观原因：

　　第一，我国货币政策多目标各有侧重，并不重叠。有人认为，多目标中可能有些目标是重叠的。如强调通货膨胀目标论的人会说，只要把通货膨胀率保持较低水平，那么经济就能稳定增长，GDP增长了，就业率自然也就会较高。再加上对于很多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的国家来讲，似乎不太强调国际收支平衡。实际上，我国货币政策的四个目标并不重叠。对中国来讲，国际收支平衡是很重要的因素，国际收支平衡对货币增长量的影响、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国家经济处在转轨过程中有关系。所以不可能不去关注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可见，货币政策的多目标是相关联的，但不是重复。

　　第二，货币政策多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冲突，但这并不代表不能并存，重点是要把握好平衡点。有观点认为，目标之间还可能有一些是相互冲突的，这就导致在目标之间必须进行取舍：这个目标达到多少，那个目标达到多少，要找到一个折中点。也就是说，多目标不可能是都能达到，需要进行权衡。

　　第三，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多目标。一般来看，单一目标非常好衡量，但多目标之间就要有一个加总，加总之前就要有系数，这在优化上会造成困难，因此涉及到多目标的时候往往比较复杂。而经济实际上是复杂的，需要用比较复杂的思维去考虑。

　　第四，中国经济目前处在改革转轨阶段，具备坚持货币政策多目标的客观性。鉴于中国经济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就需要动态地考虑问题，在当前目标和未来目标之间做权衡。货币政策必须考虑支持资源配置优化，考虑能源价格、资源价格和可收费公共事业的改革。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对改革留有空间。否则，单纯以通货膨胀目标论，可能会对改革有所抵触。

　　周小川表示，中国目前采用“四大目标综合平衡”的做法是合适的，对应对金融危机也是有用的，但今后还会有不断的演变，还需要做很多研究。

　　在谈及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中究竟是工具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的问题时，周小川表示，应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他说，过去中央银行希望货币政策工具尽量简化，尤其是近年来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强调与公众的沟通，强调对通货膨胀预期的沟通和引导，而这个做法自然也就引来了货币政策工具“越简单越好”的必然推论。但就中国而言，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可能不够用。首先，因为我们的市场不够成熟，除了强调与市场的有效沟通外，还需要使用更多一点的工具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例如，国际上不少国家已经废弃了存款准备金这一工具，但我们还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占款和对冲等问题，所以存款准备金是需要强调的。另外，除了强调政策利率，我们还强调对利差进行一定的调控，这既与我国转轨期间金融机构盈利能力有关系，也与我国现阶段的风险判断能力有关系。其次，这次金融危机也提示我们，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具有现实意义，应对货币政策工具的种类或者说“工具箱里到底要放多少东西”进行再思考，还要注意研究各种工具之间的关系。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金融稳定论坛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也在增加一部分调控的工具，这也给我国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