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官员应该向任志强学什么？

　　官员应该向任志强学什么？

　　背景：任志强的最新语录是，“国土部已出台大、中、小城市土地出让面积的规定，看来是虚的。广州250亿的天价地就给了国土部一个大耳光！”

　　中国青年报发表陈方的文章：任志强“放炮”并不是从今年才开始，早在2003年任志强就说过“北京的房价是高，但高得是有道理的，目前也降不下来”的惊人之语；2005年任志强又说“没有国家能让所有百姓都买房子”；2006年任志强语录的“雷度”明显激烈起来，“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回头看看任志强说过的那些话，基本上在现实中都“落地”了。任志强基本成了“一贯正确”的化身！那么，“任志强一贯正确”是不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呢？即便任志强不放话，“富人区”和“穷人区”不也一样存在吗，只不过房地产商们和政府部门用“高尚住宅”、“经济适用”等字眼来代替而已；即便任志强不说房地产商首要追求的是利润，又有哪一个房地产商不是一味追求暴利无暇考虑穷人呢？任志强说的是真话，只不过他在不合适的时间里说了真话，激化了社会情绪而已。有人说，任志强的言论虽然是真话但还是被人痛批，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些真话都是站在富贵阶层的立场上说的，为富贵阶层说真话，挨骂也活该。任志强确实是不合时宜地说真话，但是真话和立场却不一定有关系。国人习惯于立场表态，而不是讲真话，这多少也算是一个劣根性了。但是，我依然不把说真话的任志强看作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说的真话倒是不假，可那是一些“断裂”的真话。因为在那些真话里，他把利益集团的利益强调到了极致，这是违背各利益群体应该相互妥协的社会精神的。如果每个利益群体都将自己的利益看得比天还大，那么这个时代的社会裂痕非但难以弥合，反而会越裂越大。

　　小蒋随想：任志强是率真的，更是赤裸的，他从不掩饰自己是在为地产利益集团代言。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如果利益集团不为自己说话反倒奇怪了。让人纳闷的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到底是在替谁说话。执政党是为人民执政的，行政者理所当然应该为群众说话。群众的呼声是什么？四个字——降低房价！行政者说的又是什么呢？始终是扭扭捏捏的“稳定房价”、“防止过快上涨”。不得不说，这从导向性上就极为暧昧。什么叫“稳定”？地产商没准觉得一年价格翻一番也是“稳定”。什么叫“防止过快上涨”？那不还是默许涨吗？“过快”与“过慢”的定性同样模棱两可。有人说，行政不宜干预市场。可是，商品房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在关乎群众基本生活的问题上，行政者怎么能“独善其身”？何况，商品房建筑在国有土地之上，国有土地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怎么在房子的问题上，老百姓就不能拥有话语权甚至是决策权？行政者可能担心，房价一旦下跌，将引发财政吃紧、银行断供、烂尾楼等一系列问题。百姓不禁要反问：不是总说刚性需求如何强吗？既然是刚性的，又何必担心价跌之后没人买？如果眼看着楼市存在泡沫，却任其发展，只能是泡沫越大爆炸越响。

　　反贪局搞创收有啥后果

　　背景：陕西白水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向各乡镇、单位、学校等摊派“反腐败宣传台历”，一本30元，共发出5000本。

　　济南日报发表王军荣的文章：反贪局是反腐败的，自身正是其必然，然而现在反贪局自己却已在“贪”了。当然，这种“贪”是边缘化的，经过了技术处理，是以摊派台历的形式出现在公众眼前。从另一方面来理解，反贪局如果连一本小小台历的钱也要赚，那还有什么钱不能赚？退一步说，即便是反贪局没有在台历上搞腐败，如此摊派也早就把廉洁二字抛至九霄云外。连学校的教师都要人人摊派上一本价格高得离谱的“反腐败宣传台历”，这种行为造成的影响该有多坏？耐人寻味的是，面对“反腐败宣传台历”的摊派，有些单位领导只是承认“有这么回事”，但具体被摊派了多少本、收了多少钱，却都含糊其辞、不愿多说。大家之所以都不愿说，大概还是怕被反贪局“穿小鞋”。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今后反贪局是否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大家的“支持”？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小蒋随想：人家未必把这看作是贪，可以轻描淡写说是反贪局搞创收，同时更普及了反腐知识，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摊派这种事其实大家心照不宣。喉舌报刊有要求订阅的，地方举办政绩晚会哪个单位不得掏钱买票，就连地方的烟酒厂产品滞销都会有文件指示每人必须“消化”的定量。既然别人搞得，为什么自己不能搞？只要有点权力，只要有点机会，干嘛不一试身手？“被摊派”的要么是公姓单位，反正都是财政拨款，人家觉得无所谓；要么是民营企业与学校，尽管民企心有不甘，虽然一些教职工因此被克扣工资，但受制于被管的地位，也得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鲁迅说过“从来如此，便对么？”问题是，明知不对又能怎样？如果一些“大个的”摊派不被取消，还是会上行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