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政治经济学年代

　　卢周来

　　开篇：共识与希望

　　几年前，卢周来教授在一篇书评中率先提出，中国还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在这一时代，资源配置的效率往往被放在其次，谁有权力配置资源以及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才是社会各阶层的真正关切。并引用布坎南的名言“公平的权力分配优先于市场竞争”，来表达对于解决当下中国各种问题的观点。

　　彼时，经济增长长时间单兵突进所积累的矛盾已经凸显。

　　2009年5月4日，经济学家吴敬琏撰文《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个重要提醒》。

　　此时，救市政策在带来中国经济“V”字形反转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经济学界的某种共识意味着变革的开始，而这正是贯穿2009年中国经济无法忽视的主线。

　　2009年在中国经济史上肯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步入衰退，而中国经济不仅率先实现了“V”字形反弹，而且再次在世界经济大格局中借势上位，更牢固地树立了中国由世界经济大国往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形象。

　　被强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也正是在反危机保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首先，在经历了市场化改革数十年之后，尽管我们反复强调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中国各级政府仍然具有大规模调动资源的能力。也正因此，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中国经济增长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

　　其次，与货币政策下海量流动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相比较，财政政策作用实际上非常次要。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上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了赤字财政与减税，但中国财政整体是正增长，财政盈余大幅提高，而针对中产阶层消费与福利的增税政策不断出台。这背后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有一种解释是：货币政策的后果最后是全社会分摊，而财政却是各级政府的“钱袋子”。不要忘了，“国富民贫”本来已经成为中国后续发展的隐患。

　　复次，各国在“去杠杆化”过程中，房地产价格普遍大幅回调；但一个反常现象是，中国房地产在经过极短暂调整后，价格飞涨的速度令世人咋舌。这背后的推手，除了屡次成为“地王”的国企，还有就是卖地收入远超财政一半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在局部与短期利益驱动下，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与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累积，似乎不在地方政府的考虑之内；在2009年预期12万亿元消费支出中，居民购房一项竟然高达6万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9年年初中央确定的各项经济刺激计划中，唯有保障性住房建设一项进度不到计划的三分之一。

　　又次，国际范围内，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富缩水最大的是富裕阶层；而在中国，危机中的富裕阶层再度“巧妙”地使自己的财富得以增加。2009年新增亿万富翁足比2008年高出十几个百分点，而中国也一举拿下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头衔。只不过，在普通劳动者工资占比不断下降、大量临时性就业大学生成为城市边缘的“蚂蚁一族”、更多人因为危机而心忧自己脆弱的饭碗可能不保的背景下，这一头衔显得有些刺眼。

　　还有，尽管2009年下半年以来，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但经营权却垄断于极少数国企的水、电、煤、气、食用油竞相涨价，但面对统计局发布的仍然是“负值”的CPI以及远超过GDP增长水平的“职工平均收入增长”，各级官员似乎并不知道这不靠谱的数据背后普通百姓生活日增的压力。

　　最后，我们还看到，腐败仍然在侵蚀着国家的肌体，而多少人呼吁的官员财产公开这样一个简单的“阳光法案”在酝酿多少年后也没有出台；同样，关乎新一轮利益结构调整的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也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通钢事件”背后透视出的改革成本、风险与收益不匹配，政府与媒体都讳莫如深；“钓鱼执法”、野蛮拆迁、司法不公等事件仍然在恶化着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社会领域的诸多怪象，相当程度上仍然在抵销经济增长的光环。

　　理想的政府

　　新制度经济学家、经济学诺奖得主诺斯认为，为了促使一个社会走上经济增长路径，政府的功能远不是仅仅推行自由放任的原则，它还应该减少市场运作中的交易费用并使得个人企业家从交易中受益成为可能。为此，政府必须足够强大。但他紧接着却悲叹道，“在现阶段，以我们现有的知识，还无人知晓如何创建这样一个实体。”其原因是，“如果一个政府一旦具有了这样强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该政府的人便会因为目标函数上的偏差，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局部或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这就是著名的“诺斯悖论”。

　　2009年中国反危机过程中各级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会使我们对于“诺斯悖论”有更深刻的了解。中国经济的“V”型反弹使我们庆幸于政府仍然是有效率的；但更应该让我们警惕的是，“V”字形反转及经济成果的分配格局，可能使各级政府更加“唯GDP”看成绩，更加迷信于权力推动经济，更加依赖于投资并因此更加亲近资本，与包括垄断性国企与房地产商等在内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更加牢固地绑定在一起。如此下去，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

　　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中国要顺利穿越政治经济学时代，必须下决心推动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建设服务政府为突破口，理顺各种利益关系。

　　建立服务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把职能的重点由原来的经济目标优先，转变为社会目标优先，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着力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这倒不是说政府不应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政府主要作用是建立并维护交易的法治框架、限制垄断并促进竞争、提供基础设施与人力投资支持等。除此之外，政府在经济危机过程中的确也有借助于“看得见的手”推动“看不见的手”的责任。但是，在常态情况下，政府不能取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

　　服务政府也必须同时是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就是必须解决政府与民众之间权力关系问题；而中国社会的和谐首先也端赖于“官民关系的和谐”——“劳资关系和谐”当然也很重要，但只有执政者能够作为公正的第三方存在，才能解决好“劳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切实将政府管理经济社会行为纳入依法运转的轨道。而建设责任政府，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实现公民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政府则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深刻转变，保证政府使用权力服从于人民的意志，并始终对人民负责。

　　“知易行难”。中国要穿越政治经济学年代，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培养与发育，有赖于既得利益者懂得让步，有赖于执政者的自觉。与2009年中国经济在危机中成功实现突围一样令我们欣慰的是，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三十年来社会变革与转型几乎走过了西方三百年历程。三十年间，中国不仅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基本保持了政治与社会的宏观稳定。相较于西方在穿越政治经济学时代时历经的巨大代价与曲折，中国绝对算得上是历史的幸运儿。正因此，借用一句俗语结束我的文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