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解析“减排话语下的陷阱”

　　CBN记者　章轲　发自北京

　　刚刚从哥本哈根回国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日前表示，通过模拟计算，中科院对IPCC等7个主要减排方案的评估显示，没有一个是客观公正的，且存在着不易被人认破的“

　　减排话语下的陷阱”。

　　西方设计的“六步陷阱”

　　29日，在中国科协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丁仲礼、段晓男、葛全胜、张志强等中国科学院4位专家共同提交了题为《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方案评估及中国长期排放权讨论》的报告

　　。

　　报告称，“已确定各国减排比例作为构建控制大气CO2浓度的全球责任体系，会遮掩历史排放与人均排放的巨大差异，造成不公正后果。”

　　这份报告专门就“减排话语下的陷阱”做了深入的分析。

　　丁仲礼说，这个“陷阱”是这样构成的：第一步是论证全球温度对大气CO2浓度的高敏感性；第二步是强调升温可能对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第三步是做出价值判断，即要在

　　本世纪内将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增温控制在2℃以内；第四步是计算出不超过2℃增温的大气CO2浓度，即CO2当量浓度不超过450ppmv；第五步是提出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确定具体

　　的比例；第六步是确定发展中国家在长期减排中的任务。

　　“这里面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450ppmv的目标浓度确定后，2006-2050年间，人类可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产生的排放量就随之确定，即使海洋和陆地今后对排放的碳继续

　　以56%的比例吸收，人类可排放的总量亦只能在255.11GtC左右。”丁仲礼说，在这个总量中，发达国家确定“率先减排”比例后，余下的即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并且所剩不多

　　。

　　丁仲礼说，以IPCC方案为例，附件I国家需确定中期、长期定量减排目标，而非附件I国家不必确定，表面看很公正，实际上附件I国家由此获得了比非附件I国家人均大于2～3

　　倍的人均排放权。

　　“这就是"陷阱"！”丁仲礼说，“对这个"陷阱"，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谈判的人士未必已经充分认识到，比如他们中的部分人一再强调发达国家到2020年，只比1990年

　　减排25%是不够的，应该减排40%。”

　　丁仲礼解释说，姑且不论发达国家能否做到如此大幅度的减排，即使他们接受这个要求，那么，他们2006～2050年的人均排放权将从77.28　tC减到61.23　tC，而非附件I国家只

　　能从23.14　tC增加到26.22　tC，两者的差别还在2.3倍。

　　报告得出的结论称，在450ppmv目标下，发达国家率先为本国设立减排目标，最终的结果是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

　　“7方案”迷雾重重

　　上述报告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IPCC等7个主要减排方案的差异越大，方案就越不公正。

　　据了解，近期中科院对IPCC方案、G8方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方案、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方案、Garnaut方案、CCPSM方案和Srensen方案进行了评估，发现在

　　分配2006～2050年各国排放权时，这些方案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累计排放权，并且都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

　　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事实。

　　据介绍，在这7个方案中，各自还有明显的倾向性立场。比如CCCPSM方案由美国学者为主提出，它在“公平原则”下计算出美国在2004～2030年间的人均排放权是中国的3倍，

　　是中国以外其它发展中国家的6.7倍，即便比起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也还要高1.9倍。

　　由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Ganaut方案，尽管在长期减排目标上，澳大利亚减排幅度最大，但在中期减排目标上比其他发达国家都低。这个方案以2001年为基准，该年澳大利亚的

　　人均排放是欧盟25国的2.14倍，是日本的2.59倍，加之中期减排的难度大于长期，因而该方案相对有利于澳大利亚。

　　丹麦学者提出的Sorensen方案，采用“未来趋同”途径。首先，这个“趋同”十分有利于当前为高排放的发达国家；其次，这个趋同竟然到2100年左右才能达到，即发达国家

　　在今后100年中，每年的人均排放权都要高于发展中国家；此外，这个方案在总体上十分有利于西欧国家。

　　丁仲礼称，以上几个方案由学者个人提出，倾向性强尚可理解，G8方案和OECD方案由发达国家提出，偏向发达国家集团，也可以理解。最难理解的是IPCC方案和UNDP方案，它

　　们本应该采用中性、公正的立场来分配未来排放权，甚至应该为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但这两个方案都非但没有考虑历史上形成的巨大排放差别，还要在

　　今后排放权分配上，继续扩大这种差别。

　　“可以推测，这两个不公正的方案也是由发达国家学者为主设计出来的。”丁仲礼说。

　　2026年后中国买碳？

　　中科院专家们认为，用某个时间点开始的人均累计排放来分配今后的排放权，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对450ppmv目标，不应设定得太过刚性。”丁仲礼称，IPCC报告之所以确定450ppmv目标，是在气温对CO2浓度高度敏感的认识下做出的，并且主要来自数值模拟，并非来自对

　　过去百年记录的严格评估。

　　上述报告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讨论设定什么样的一个浓度目标似乎不合时宜，但至少可以预先确定一个通过定期评估来不断调整浓度目标的机制。

　　关于中国今后的排放权益问题，报告认为必须充分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在推进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到2050年至少需要排放多少CO2？二是在国际社会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应对

　　气候变化时，中国理应获得多大的排放权？

　　“根据我们已经评估的那7个方案，中国今后不会得到超过20年的排放权，这就意味着最迟从2026年开始，中国需要从别国购买排放权。”丁仲礼说，中国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

　　安排。

　　考虑到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和应用低碳技术，实施节能减排的各种努力，中科院的评估结论认为，即使在450～470ppmv浓度控制目标下，中国也有足够的逻辑和道义的支持，要

　　求在2006～2050年间获得110～130GtC的排放权。

　　“到2050年，中国获得110～130GtC的排放权益，有足够的逻辑支撑和道义支撑。”丁仲礼说。 (来源：第一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