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金融运行演进趋势

　　深层次的制度性改革在后危机时代将加速，长期性问题与短期性问题的解决将会得到兼顾。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将可能发生八个方面的演进趋势。

　　⊙葛兆强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已近三年，尽管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拯救措施，而且各种积极因素不断显现，以至 于许多人认为后危机时代已经来临，但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仍在困扰全球，世界经济前景仍不明朗，危机带来的创伤在短期内尚难以痊愈，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的经济金融运行将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看，由于本次危机影响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发生以下变革：一是世界消费和储蓄的平衡关系以及世界市场格局会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实体经济发展将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重组浪潮将再次兴起；三是低碳经济的发展，将引致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革；四是新兴经济体的世界市场份额将会上升，世界经济结构非均衡格局有所改善；五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速，由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黄金、特别提款权等多种货币相互制衡的国际货币格局将逐步形成。

　　从国内的情况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一是高增长、低就业问题。GDP的增长速度很高，但现有的增长模式并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工作机会。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内需启动乏力。三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也发生较大波动，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因此，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把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保护弱势人群，及时有效化解社会发展潜在的动荡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将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也就是说，深层次的制度性改革在后危机时代将加速，长期性问题与短期性问题的解决将会得到兼顾。笔者认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将可能发生八个方面的演进趋势。

　　一、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将逐步弱化，大企业型与企业家型混合的市场经济体制将逐步确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近代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根植于中国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该模式与现代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东欧转轨国家和俄罗斯的市场化模式、东南亚国家的国家主导型模式和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迥然不同。其显著特征是在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下，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尽管这种体制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目前这一经济体制的框架还不是很完整，其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这不仅导致了市场体系还发育不全，而且市场体制的质量不高。而且，在司法体制、政府廉洁度、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方面还比较落后，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排名中也相当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次反危机中，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非常明显，而且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为此，后危机时代中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在政府转型方面实现突破，确立起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总体方向是，由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逐步过渡到大企业型市场经济和企业家型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从现实的情况看，以下几个方面将成为基本趋势：一是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推进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供社会动力。三是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形成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四是积极培育大型企业，努力扶持和发展一批创新型、高速增长、能够使引致经济革命性变革的企业。五是释放企业家精神，积极培育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二、消费将定位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内需的扩大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在本次全球危机中，我国因金融开放程度不高、金融创新水平不深，所以遭受的直接损失不是太大，但危机给世界造成的长期、深层次的影响，已经宣告了持续30年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了尽头。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是进口和出口的严重失调，使国际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二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在外汇市场动荡情况下，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三是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以保持所谓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四是资源价格的行政管制使政府在油、电等方面的巨额价格补贴通过产品出口而部分流向国外，最终导致我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五是大量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因为外需的旺盛而使相关企业找到了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影响了我国企业整体素质的提升。1996年我国政府就确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但至今没有实质性突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市场的力量，市场力量开始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启动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客观地讲，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消费社会，中国很难和西方竞争，也不能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因此，从危机前的投资与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将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必然选择。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的不断增长，未来五年左右居民消费率有可能提高5-10个百分点。与之相适应，以下相关领域的改革将推进：一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会发生调整，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大幅度提高。二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也将有较大的改革，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居民消费倾向将会强化。三是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将会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将逐步建立。四是投资体制改革将会加速推进，投资结构重点将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三、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未完成，建设更为强大的工业依然是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惠特曼.罗斯托关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六阶段理论（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超越大众消费阶段），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正介于起飞阶段和走向成熟阶段。尽管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成就卓著，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一些典型城市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但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起飞阶段”。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解决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城市化、交通运输、资源开发、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和国土治理以至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问题，都有赖于工业的长足发展。中国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因外需疲软而引起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也应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产业升级、提高产业质量和调整消费结构来进行化解。另外，亚非拉等其他工业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其工业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中国的装备支持。可以判断，中国工业未来仍面临着国内外市场的长期增长。建设更为强大的、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工业，发展新型工业经济、运用新技术降低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产业升级，并以此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创造和谐的工业和社会环境，仍然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

　　四、在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城市化将成为政府的战略选择，城市化进程将大大加快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这场经济衰退，不是一场短期的、周期性的经济衰退，而是一场严重的、长期的世界性萧条。对于中国而言，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从国际经验看，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依存，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供求关系角度看，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创造需求，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化会创造出增加就业的生产性投资，增加公共品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据2003-2008年的相关数据，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增加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二是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相对而言，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要比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强得多，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三是城市化会促进服务产业的发展。从我国的情况看，中国当前经济存在的种种结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中国60年都延续了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国内需求总规模与供给总规模严重不对称，使国内消费需求长期被抑制，经济发展不得不长期高度依赖外需。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它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将改变中国现有城乡二元结构及其隐含的各种社会问题。

　　五、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将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促进经济的平衡增长。一是调整需求结构，大力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政策取向上，将合理把握社会投资总量规模，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水平；积极培育农村消费市场，使农村和农民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改善消费环境，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将现有的鼓励消费政策长期化。二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后危机时代，中国将处在一个调整收入分配机制的关键时期。该时期的目标是在兼顾效率的前提下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使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让全体国民共享。我们将建立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减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加强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困难人群的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三是调整区域发展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健全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机制以及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为产业区域转移搭建良好的公共服务平台。同时，大力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四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培育和形成一批在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在全球范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六、在发达国家“去杠杆化”浪潮中，中国经济将加快“加杠杆化”进程

　　经济的高杠杆化运行是导致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化解危机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去杠杆化过程。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金融杠杆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刺激经济，拉动内需，需要加杠杆化。从政府负债看，2008年末，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16.8％，而同期美国、日本、欧元区这一比率分别达到71％、163％和67％。2009年我国预算财政赤字为9500亿元，占GDP比重约为2.93％（低于国际警戒线3％）的标准，而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为1.75万亿美元，占GDP的12.3％；从企业负债看，我国非金融类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大约为55％，企业资产负债状况合理健康；从居民负债情况看，用消费信贷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也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2008年末韩国为76.3％，法国为47.7％，美国为18％，而中国仅为12.8％，居民信用消费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中国的杠杆化率仍处在相对低位，适度的加杠杆化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事实上，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出台的多项刺激政策均显示出明显的“加杠杆化”取向。比如，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以1.18万亿的中央投资撬动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2.82万亿元；资本市场的创新和快速发展也为资源性资产的价格重估及大型投资项目的融资工具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七、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

　　后危机时代中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在保持外需份额基础上不断开拓内需市场，有效解决贸易顺差问题。为此，中国应加快外贸总体战略调整，变“出口主导”为“进出口并重”，变“外部市场为主”为“内外部市场并重”；外资政策将不断得到调整和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也将加快，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贸易摩擦解决体系也将逐步建立；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品出口层次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八、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审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随着美欧经济的下滑，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虽然短期内美元的主体地位难以撼动，但长期来看，国际货币体系将继续向多元化方向演变，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中国将把人民币的国际化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结合起来，稳步提高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为此，中国将积极推进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加快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推进跨境贸易结算试点，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和外汇储备。同时，将加强与欧元区、拉美、东北亚、金砖四国等的区域协调，广泛建立自由贸易区，努力推动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制衡机制。建立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负面影响的机制，制定科学的风险应急预案与预警体系，也将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题中之义。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