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发展非公经济意义重大 任务艰巨

　　发展非公经济的两个重要意义

　　非公经济的作用不应仅仅从一般的经济、税收、就业等方面来看，而要从市场和经济结构这两个高度看。

　　第一，可以增强市场经济活力。市场经济本身要靠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都不是由政府来决定，而是由企业来决定的。尽管每个企业都是独立决策、自主经营的，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环境对它们的影响是存在的。在这些影响之下会产生一种自组织作用，推动经济向一定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有经济周期的道理。

　　通过非公经济的发展，市场上自主决策的企业越来越多，更有利于加强自组织的作用。政府的政策虽有影响，但是只有在能改变人们的决策准则或预期时，才是有效的。就拿股市来说。在股市大幅上涨的时候，尽管通过提高印花税可以使股市暂时下降，但不久还是会涨上去。从“矛盾论”的角度来说，政府是外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企业本身是内因，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是增强市场活力的第一点。

　　非公经济有助于打破垄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凡是有非公经济进入的原来的垄断行业，逐渐会变成竞争性行业。打破垄断的结果最后是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人民群众。

　　非公经济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是靠政府的计划部门的主观判断来配置资源，但是非公经济企业不是靠政府判断，而是靠它们自己对市场信号的理解来调节生产的品种、生产的数量和市场的定位。即使在计划经济制度下，计划部门也顾及不到很多边边角角的市场，而非公经济则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非公经济可以促进创业。中国的发展需要千千万万的创业人员不断地创新和创业，非公经济人士没有“铁饭碗”，他们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是较高的，这样就能够通过创新和创业增加市场的活力。

　　第二，非公经济有利于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从国外现代化的理论来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加民主化，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市化（城镇化）。但是中国不能采取历史上英国剥夺农民土地、美国鼓励农户兼并这样的办法来转移农村劳动力，必须要合理有序地转移。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为一个重点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这就要使转移到城市里的人有工作、有住房、有社会保障、子女能上学。而非公经济的发展，对促进解决二元经济结构有重要作用。非公经济的发展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可以鼓励农民进城创业或者就业。

　　当前非公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非公经济最近遇到的挑战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有些政府官员认为金融危机的教训是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对市场、对企业的干涉应该说是增多了；另一方面，非公经济到也需要进一步转型和提高。因此，在严峻的挑战面前，发展非公经济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消除歧视，反对腐败。一些政府官员在思想上对非公经济还存在一定歧视，总觉得民企和国企不一样。有人就比喻说，国企是亲儿子，民企是干儿子。另外，腐败的存在也造成了对民营企业更多的“拿卡要”。曾经有国企领导对我说，要我不受贿可以做到，但是要我不行贿做不到，因为不拿钱就办不了事。这就说明，腐败是当前非常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民营企业来说不拿钱开道简直是寸步难行。索贿者要比行贿者罪加一等，如果都依法办事就没有必要行贿。第二，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在执法过程中民营企业多半处在弱势的地位，这也是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物权法》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平等地位，享受相同的权利，遵守相同的规则，承担相同的责任。尽管法律有规定，但是真正在执法上实现这一原则还需要下许多功夫。例如国企的会计贪污属于刑事案件，而民企的会计贪污就算民事案件。这就需要进一步的加强法制建设，公平执法。民营企业也要做到遵纪守法，并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宏观调控应适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它要求每个企业都必须用最经济合理的方法为购买者生产市场需要的商品。出于要满足低收入阶层对生活必需品的最低需求、防止某些人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公益、以及缓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考虑，需要政府在宏观上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节和控制。但是政府不应借宏观调控的名义干涉企业的微观运行，侵害企业的利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相互配合，而不要相互较劲。宏观调控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一是不能违反价值规律，限价和补贴都只能是应急措施，不会长期有效；二是不能违反供求规律，要尊重市场价格信号，不要人为地扭曲供求关系；三是不能违反竞争规律，不应用行政手段限制竞争。宏观调控如果不尊重市场规律，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就是一句空话。

　　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上，我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不应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而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企兼并国企，国企兼并民企都是企业行为，如果放开市场准入就应该形成这样的局面。十五大以后确定的原则是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逐渐退出，但现在却成了国有经济更进一步地进入竞争性行业，例如最近就出现了许多国企“地王”。关于这个问题，首先，应当看到存在当前特殊的原因，因为现在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企拿到了大量的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它要盈利，就要进入盈利比较高的竞争性行业。

　　第二，当前的一些反市场化思潮，造成了国企在政府的支持下大举进入竞争性行业和兼并民企。尽管国资委已经声明国企不应做“地王”，但有些国企还是千方百计地拿地，这是当前一个特殊的情况。国企和民企相互融合甚至变成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这个趋势肯定是存在的。在一个上市公司里可以由民企控股，也可以由国企控股，关键是兼并要自愿，要合理合法。因为民营企业的财产是私有财产，得依法处理，不能采取强制剥夺的办法，这还牵涉到市场准入问题。最近有些新的规定出台，例如规定普通钢产能在一百万吨以下、特殊钢产能在50万吨以下的钢铁企业都不允许存在。这样的话85%的钢铁企业面临关闭，其中多半是民营企业。从环保、安全、效率等方面考虑，设立一定的门槛是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设立门槛以后还要考虑如何善后。如果简单地把85%的企业都砍掉，所有者的资产损失怎么办？造成的社会问题谁来负责？所以还是要通过兼并重组、做强做大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一刀切”。

　　第三，民企本身面临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通过联合、并购才容易使企业发展壮大，提高竞争力。民企在发展初期是丈夫在外头跑生意，老婆在家里看钱柜。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专业人员来进行管理。这次金融危机对民企起了大浪淘沙的作用，民企应该更进一步的反思怎样增强自己的实力，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以便能够在经济复苏后再谋发展。

　　此外，还有一个融资难的问题。银行对贷款给民企始终有顾虑，最大的顾虑就是政治风险。贷给国企赔了是工作失误，贷给民企赔了首先会追究贷款员有没有拿回扣。当然民企本身也存在财务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等问题。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给民企一定的金融支持，很多民企的资金链就会断裂，造成工厂关门，工人失业，对社会的稳定不利。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没有血液企业就不可能存活。进一步增加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也是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必须要做的事情。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