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运用规则保护自己”
耿雁冰 陈梦吉 上海、北京报道
中国企业正走向国际舞台中心，但如何进入充满狐疑、误解甚至抵制另一个全新、复杂的环境，这些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如何融入另一个世界？
“首先就得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了解走出去所在的国
1998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当时多是资源开发类、外贸类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投资的规模比较小，成功的投资项目不多。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开始加快，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显著提高。发改委、商务部、外汇局也陆续放松管制，对审批制度做出调整，放宽限制。
国内企业整装出航时，“特保（特殊保障措施）”、“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保护也如迷雾般笼罩。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今年11月初，全球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101起贸易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16亿美元，这是自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第二年以来，年度贸易调查首次突破一百余起的大关。
除了传统的反倾销调查之外，反补贴和特保案也在日益增多，从2008年到今年9月，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启动了20起反补贴调查，其中有19起与反倾销调查合并调查。
“有些时候，国外发达国家比较善于用贸易救济，利用时间差，有时还是故意违反滥用这个规则。所以中国企业要学会妥善的运用规则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贸易的次序。”杨益建议。
1. 中国跨国公司正在形成
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并非一定要有全面的自主优势，可能恰恰是因为有些方面有缺陷，如技术研发方面比较弱，才激发企业到海外并购以加强企业这方面的优势。
《21世纪》：中国企业“走出去”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程，充满了艰辛。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也对国际经济格局和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竞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走出去”企业也产生了影响，充满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哪些新的发展特征和趋势？
杨益：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创造了机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国内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发达国家强烈的融资需求，使中国企业面临着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海外扩张的良好机遇，“走出去”的海外战略对于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近期，产业成长性普遍面临困难，保增长成为当务之急；要强化对关键环节的支持，提高产业发展的技术控制力和品牌控制力；加快企业联合兼并重组，提高产业发展的结构竞争力；建立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发展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面对危机的承受能力。
《21世纪》：现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走入一个慢速通道的时候，由于中国市场也逐渐成熟，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和中国企业转型的重重困难，有一些企业认为通过国际化开拓国际市场，把中国的增长模式再复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度过这种危机，您认为国际化是否是可行的策略？
杨益：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并非一定要有全面的自主优势，可能恰恰是因为有些方面有缺陷，如技术研发方面比较弱，才激发企业到海外并购以加强企业这方面的优势。有些企业到海外收购曾经是技术来源的企业、上游关键零部件供应企业，支持国内研发、解决零部件的供给瓶颈，使产业链往上延伸的；还有往下延伸的，如并购产品的代理商、国外市场的经销商，直接到对方市场上营销自己的产品。
《21世纪》：近年来，境外投资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对于资源开发型投资，很多东道国并不满意，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需要如何转变经营理念，适应东道国市场和政策的变化？
杨益：中国企业要在海外树立良好的形象，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2008年末，中央企业境外企业年末从业人数59.73万人，其中外方员工23.6万人，占到总人数的四成。2008年，中石油集团下属中油国际（PK）有限责任公司荣获哈萨克斯坦政府颁发的“最佳企业奖”银奖，用以表彰其在解决当地员工就业、关爱员工、环保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取得的突出业绩。中远集团在美国设立的境外企业解决了当地近千人的就业问题；中国化工集团下属中国蓝星集团公司2006年收购的法国安迪苏公司，也解决了当地一千人左右的就业岗位。
《21世纪》：很多企业反映政府部门对“走出去”的管理依然很严，主要体现在审批上，稍大一些的项目要中央政府审批。企业“走出去”当中确实有很多曲折，到海外在投资、经营管理方面确实出了一些问题，但往往因为个案，引起管理部门担心形成垄断，全面从严审批。
杨益：自从2000年企业“走出去”被中国政府正式确定为新时期的一项开放战略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出台政策鼓励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初步建立起一套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政策、服务、监管体系和协调机制。现在审批的程序和以前比已经简化很多。
《21世纪》：出于技术垄断的需要，一些国家对外国公司的并购活动比较敏感，当地企业有戒心，中国企业的一些并购活动受到当地企业抵制、政府的限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结合全球跨国投资发展趋势，企业“走出去”还有多大空间？
杨益：企业“走出去”的形式逐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多以对外劳务承包和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更加多样，形成了以对外劳务和工程承包、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等多种形式并重的格局，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领域有了很大拓展。
2. 从低端到高端
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度大，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先导产业不仅决定了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必将会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改变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
《21世纪》：政府应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但归根结底，企业“走出去”的主体是具有较高竞争力的企业，从未来的发展前景来看，哪些行业的竞争力是同中国的发展相契合的？
杨益：应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重点是工业化、城市化制造出的巨大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生产力的能量，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将是未来我们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
《21世纪》：我们注意到世贸组织有一个全球预警指数，关于贸易摩擦的，今年就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贸易救济措施都被插上红旗了。我们会不会做一些类似的分析？哪些产业受到损害更多来自于这种滥用不公平的贸易救济措施？哪些可能更多是由于我们本国确实是粗放型产业发展导致的？
杨益：我们一直试图做这个工作，就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目前中国产业竞争力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钢铁纺织、轻工等行业，具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第二类是石化、汽车、装备、船舶、电子信息等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类是光纤、高端领域服务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这还有赖于中国产业企业竞争力的显著提升。国务院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很重要的，但我们的企业、产业经过60年特别是后30年的大发展，产业的竞争力提升为有效的应对金融危机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21世纪》：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增长方式粗放和资源环境约束等对产业未来发展带来的重大挑战，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高层次产业回归。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已由以前的资本和外汇短缺转变为资源和市场短缺，如何从根本上缓解这两个新缺口？
杨益：应该看到世界产业格局正在经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一些重要产业的关键领域面临着技术突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深刻影响，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面临着新一轮的世界范围内的配制和重组。
中国制造的战略重点已不是过去的加工贸易、轻工、纺织品的低端制造了，而是要占领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的全球战略产业的高端领域。因此，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度大，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先导产业不仅决定了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必将会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改变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
这些都为中国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抢占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的制高点带来了重大的机遇，但是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提升中国产业的竞争力，更具有十分的紧迫性。
《21世纪》：目前贸易摩擦比较多，美国和欧盟这样一些经济体贸易保护都在升温，现在来看在哪些国家会成为新的市场？
杨益：的确应该开拓新鲜市场，美国和欧盟是我们传统的出口市场，美国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出口。现在美国开始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需求出现萎缩。储蓄率在升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也比较多，因为现在开拓的这些是非洲国家、中东国家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
《21世纪》：自从轮胎特保案出现以后，很多国内的轮胎企业转到了国外，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当前国际贸易形势有什么样的新变化？而且这种贸易救济升级对国内的投资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益：应该说总体的国际贸易形势是比较清楚。今年以来金融危机爆发的势头初步得到了遏止，在各个国家政府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努力下，采取了一些积极的经济刺激计划、措施。全球经济已经见底也在回升，爆发式，危机式企业倒闭式，暴风式的东西得到制止。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回升，企稳回升好的势头。但是也还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1世纪》：近期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正复苏转暖。美国经济第三季度重现久违的增长，同时，日、欧经济也持续好转，亚洲、南美的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加快，在这种形式下，如何判断外需状况？
杨益：外需还没有显著的回升，再进一步扩大内需，还有调整产业结构还有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也比较难。国内经济在企稳好转的这种形势下面，实际工业基础全面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而且动力还不够强，还需进一步提升动力。这些外需和贸易保护对产业的影响，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按照分析，应该回升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至少得有一两年。
3. 规避规则风险
企业要重视并且要善于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保护自己，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的发展不仅仅在于自身，还要关注国际市场，要了解国际规则，要运用这些贸易规则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
《21世纪》：如果要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的话，可能走出去是一条路径，您觉得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规避这一类的风险应该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杨益：首先就得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了解走出去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法律环境，看他有什么风险，他的法规制度是不是完善，在这些完善方面，有没有优惠措施，特别是对中国有没有限制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提高企业国际化的程度，储备国际化的人才，更新国际化的观念。到了人家国家可以依靠中国驻这些国家大使馆的帮助，提供一些信息服务，甚至一些法律支持。自己的一些投资意愿，走出去的意愿也可以跟我们驻在国家的参赞去咨询，让他们提供一些建议，或者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可以避免一些风险。
《21世纪》：有这么一项调查，在问及企业希望中国政府采取哪些措施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环境时，约有一半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在业务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咨询服务和协助，尤其是在缩减办理程序所需时间、举办投资洽谈会、为投资申请提供指导并增加相关程序的透明度，以及明确投资类型和所需的相关程序方面。
杨益：我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以优势产业为重点，引导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促进产品原产地多元化。通过跨国并购、参股、上市、重组联合等方式，培育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境外资源合作开发。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工程承包水平，稳步发展劳务合作。完善境外投资促进和保障体系，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统筹协调、风险管理和海外国有资产监管。
《21世纪》：虽然从全球来说，贸易保护主义还没有完全放大，但对中国的损害却在加剧。中国遭受的贸易摩擦在增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而且绿色壁垒使得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更为艰巨，出口产业在外需萎缩的同时又遭受贸易壁垒的双重打击。
杨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国和全球贸易摩擦的中心，据我们统计，到今年11月初，全球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101起贸易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16亿美元，这是自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第二年以来，年度贸易调查首次突破一百余起的大关。
除了传统的反倾销调查之外，反补贴和特保案也在日益增多，从去年到今年9月，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启动了20起反补贴调查，其中有19起是与反倾销调查合并调查的，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全球经济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还遭受了七起特保调查。
《21世纪》：现在整个世贸经济格局的变化，包括全球产业竞争，其实很多体现到规则上的竞争，那么从您部门负责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这一块规则方面正在做哪些工作？比方说在反倾销或者反补贴立法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基于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甚至安全环保这一块还会有哪些政策性的法规？
杨益：我们还主要负责贸易救济规则谈判的方面的工作。每年都有多次的规则谈判，主要聚焦点有很多，像透明度，还有复审，还有产业的确定，国内同类产品的分析，包括损害幅度因素的确定这些等等。
一般发起反倾销案调查之后，确立倾销成立，征收反倾销税，一般是五年。五年到期之前的头一年，这个产业还可再提起申请，这就叫复审。复审是不是还存在倾销，是不是还可能给产业造成损害，可申请继续延长。
《21世纪》：贸易摩擦增多的原因是中国产业竞争力上升和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我国贸易在世界贸易份额的不断上升，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将伴随着贸易摩擦前行，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杨益：企业要重视并且要善于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保护自己，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的发展不仅仅在于自身，还要关注国际市场，要了解国际规则，要运用这些贸易规则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一方面要关注国际市场的变化，另外要高度重视贸易摩擦的影响，在自己的产品遭遇贸易摩擦的时候要积极应诉，敢于应诉，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发现低价进口产品对自己的产品影响冲击，要及时的申请救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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