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局部开放的城镇化陷阱

　　核心提示：通过对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放弃国家对城市用地的高度垄断，将土地的供求交由市场调节。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向世人证明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率的旱涝保收能力。但是，在喜庆之余，说到这种增长的质量、方式，以及其受惠范围，大家往往又是忧虑和不满的。粗放的增长质量，高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方式，以及高速增长下农村人口反而相对贫困化，并由此带来内需的迅速萎缩，是大家谈了多年而未能彻底扭转的问题。在清谈之中，这些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提出一些措施，其中有再次重申的，也有新推出的。再次重申的是，强调必须坚持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条虽然早就提出，但一直难以做到“充分”两字，原因自然和国家对包括土地在内的各项要素的高度垄断、不断与民争利有关。新推出的一条很值得注意，就是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这是社会呼吁多年的要求，这次总算开了个小口子。显然，金融危机使外需性增长模式遇到瓶颈，提升内需有了更大的紧迫性。

　　中国政府针对提升内需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作为内需最重要部分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多年来一直在快速下降。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则是城乡收入差日益扩大。为此，政府确实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甚至将施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也取消了。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并没有挽回城乡收入差不断扩大的危险趋势。这一重要指标去年已经达到3.36比1，可说是创了世界记录。

　　多年来，我对这种恶化中的收入分配现状的分析是，这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竭力追逐土地红利的必然结果。短期内，学习香港的土地批租模式使政府不但可以垄断收购农地，而且可以垄断拍卖农地。可是，这种土地批租模式使开发商的成本越来越高，必然造成城市房价的居高不下及为中下阶层和农村移民服务的房屋的严重短缺。这次，在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性萧条期间和欧美房价的一片惨跌声中，中国的房价竟然快速蹿升，就是这种土地批租模式必然带来的恶果。在中国最需要大批吸收农村人口的时候，以房价/收入比衡量的中国城市化成本无疑已是世界最高的，使今后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蒙上浓黑的阴影。

　　房价高，起码有三个负面后果。首先，自然使城市居民为了买房，不得不压抑对其他物品的需求。在目前来看，对有城市户口的老居民来说问题还不严重，因为毕竟他们的大部分在1998年的房改时，以远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拿到一套工房。所以，从统计上说，在有正式城市户籍的居民中房子的自有率很高。但这样一来，就引出房价高的第二个，也是更为严重的后果——新生的城市人口今后的住房问题。今后的非本地的小白领，或父母尚年轻的本地小白领再要在一线城市购买住房，只能祈祷老天保佑了。这些地方的房价已经超过美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房价。可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13。如果小白领大批转移到二线城市，对中国最有活力，最有创新可能的一线城市必定是一个沉重打击，也是对一线城市巨大的集聚效应的浪费，可说是一线城市的自杀性行为。

　　如果这一个后果还不算严重，因为小白领毕竟还有二线、三线城市的迂回空间，那么第三个后果是关系到全国的城乡收入分配，因而是绝对无法漠视的，那就是单单由于房价的居高不下，尽管有着最好的基础设施，大片空置的住房和空空如也的宽阔道路（到浦东、松江、青浦或者北京的东郊去看看就可以知道），从已经投入的资金和设备来看，完全可以迅速容纳几百万到几千万农村人口，可是这些一线城市在现行制度下其实已经完全失去吸收农村人口定居的能力，除非由国家出钱出地，在这些城市的周围大规模建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并规定外地农村人口有权享用。各地政府目前来说对此是完全排斥的，他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土地用于这项工程。如果以上分析成立，那么今后这些富丽堂皇，建成区面积极大地扩张了的城市，将继续只能周期性地吸引农民工前来短期打工，永远无法帮助消化外地农村人口。它们主要吸收的是其他城市和海归中的成功人士，因而会极大地浪费自己已经形成的集聚效应。核心提示：通过对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放弃国家对城市用地的高度垄断，将土地的供求交由市场调节。

　　大概因为不愿意根本改变目前的土地制度，考虑到一线城市在现行制度下吸收非本地农村人口的能力的基本丧失，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只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户籍限制。问题是，这是在土地制度没有彻底改革的前提下仓促出台的政策，目的是想用城市化带动内需，但结果很可能和政策的本来目的南辕北辙。

　　首先，中小城市和城镇并没有多少已经形成的集聚效应。大部分中小城市和城镇也许永远长不大，因而永远没有多少集聚效应。结果是，它们在吸收本地的农村人口，以取得他们的土地外，并无能力吸收多少本地之外的农村人口。其次，在一线城市普遍发生过的圈地运动将推向全国，毕竟中小城市和城镇涵盖了最大部分的中国土地。本来应该属于农民的土地红利再一次被大规模转移给城镇居民。这自然再度扩大城乡收入的不公。第三，在这一轮圈地和造城运动后，纯农业的人口发现，不但一线超大城市，而且中小城市和城镇也是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中国社会城乡的割裂和拉美化将进一步加剧。

　　城市化毕竟不是将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划进来，其上堆起越来越多的钢筋水泥盖成的楼房，却将外地农村人口排斥在外。这只有在没有“三农问题”的香港可以如此做。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可以对人口作封闭运行，没有三农问题的巨大包袱的香港，至今仍有大批居民的居民环境十分拥挤。在农村户籍人口仍占总人口65%以上，而人均收入只有香港1/10，总人口将达15亿的社会里，用香港模式来发展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地价和房价的宏观调控绝对无法说是成功的。要走出这种困境，还是要真正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年来的精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即通过对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放弃国家对城市用地的高度垄断，将土地的供求交由市场调节。

　　（文章来自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