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拆迁新规造成巨大心理落差

　　警惕拆迁新规造成巨大心理落差

　　——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锡锌

　　■本报记者 岳振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锡锌教授是中国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参与了《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和研究工作，并在国内国际众多权威研究机构担任重要职务。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７日，王锡锌教授与他的四位同事沈岿、钱明星、陈端洪、姜明安一起，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关于修改或废除现行拆迁条例的讨论，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的重大主题。

　　２０１０年１月８日，王锡锌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提醒说，新的拆迁制度出台后，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拆迁问题的话，反而会给社会公众心理造成一种巨大落差，可能引发诸多新的社会问题。

　　对于目前讨论比较热烈的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问题，王教授对本报记者说，界定公共利益可以综合使用四种方式，即列举“肯定式”、“排除式”、“程序评判”和“监督法”。

　　拆迁补偿应有全国性指导规则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可能即将出台的新拆迁条例有什么样的期待？

　　王锡锌：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释放的种种信号来看，新的拆迁条例还是很值得期待的。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新条例出台后，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拆迁问题的话，反而会给社会公众心理造成一种巨大落差，可能引发诸多新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新的拆迁条例出台以后，如果明确政府作为拆迁补偿的主体，政府的工作压力是不是会加大？拆迁方与被拆迁方的矛盾会怎样变化？

　　王锡锌：不存在政府的压力加大与否的问题，因为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政府的补偿就应该是其财政预算的一部分。如果你担心的是漫天要价的问题，也没这个必要，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钉子户”也只是很少的几个人。

　　要解决漫天要价的问题，需要有公平的定价和公开的定价程序，那么什么叫公平的定价机制呢？比如说中立的第三方评估，也就是说引入市场比较的办法，由中立的第三方对房产和土地进行价值评估，并且把过程和结果公开，让公众来监督这种评估的合理性。这样做可以让漫天要价的被征收人和被拆迁人被社会所孤立，社会对他也会形成压力。这样，漫天要价的情形会被遏制。

　　如果是为了非公共利益，比如房地产开发，那么你要拆我的房子，那就必须与我谈判，我可以向你提出很高的要求，甚至也可以漫天要价，你是为了商业目的，如果我不满意你的补偿标准，那你就不能拆我的房子。这不涉及政府补偿。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很多因拆迁引发的极端事件，常常是在补偿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个突出的矛盾？

　　王锡锌：当前，拆迁补偿标准完全由地方政府规定，这样的做法应该彻底改变，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拆迁补偿指导规则，在对被拆迁人生活、居住等方面，应明确补偿标准的基本原则。地方政府则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具体规定，但不得与全国性指导规则发生抵触和冲突。实际上，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强制性的购买，其补偿也应该是公平的、合理的。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公共利益难以界定但要“尽量界定”

　　中国经济时报：新的拆迁条例将包括“征收”条款，征收作为强制行为，必须是以公共利益为前提，那么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应该如何来协调各方关系？

　　王锡锌：目前，做出征收决定的通常是一些地方政府，当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这涉及到一个征收的程序问题，城市发展与建设需要规划，规划又涉及土地的使用性质的改变，因此规划必须充分公开，经过立法机关的讨论；征收目的也需要公告，要讲清楚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这个“公共利益”，您认为新的拆迁条例应该如何界定？

　　王锡锌：公共利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虽然公共利益很难很明确地界定，但是我们有必要尽量去实现公共利益的明晰界定。要权衡多方的利益，不能够由任何一方单方面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

　　我认为，要界定公共利益，可以使用四个方式。第一个是“肯定式”，就是我们用列举的办法，明确规定哪些事项属于公共利益，比如国防建设等。

　　第二个是“排除式”，就是我们要明确，哪些事项不是公共利益，比如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等，这些都是纯粹的商业行为。

　　第三个是当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界限不清晰的情况下，就要“引入程序”，就是当遇到争议时，我们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辨别，让各种不同的声音，让各种不同的利益，都能够有序地进行交流和表达，最后由地方人大或法院作出一个评价。

　　第四个是“监督法”，引入事后监督，特别是在个案处理上，防止一些明显的非公共利益被假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居民利益。在这一点上，司法程序的评判也是必须的。

　　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是新条例的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经说过，现行拆迁条例所规定的拆迁许可程序的背后，存在着天然的巨大漏洞。为什么这么说呢？

　　王锡锌：我们通常所说的拆迁许可，本应是以对被拆迁人房屋所有权的有效征收，即赎买房屋的所有权作为前提，但在现行拆迁条例对拆迁许可设定的五个条件中，根本就没有有效征收这一项，这就是漏洞。

　　对老百姓合法的财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应该是本次对现行拆迁条例修改的目标，新制度应该规定拆迁的程序、对暴力拆迁的禁止以及相应法律责任。

　　中国经济时报：很多人都认为《宪法》、《物权法》被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架空”，对此，您有何看法？

　　王锡锌：在法理上，《宪法》和《物权法》都高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是，公民却无法用《物权法》去抵挡那些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的所谓“依法拆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物权法》的规定仅仅提供了对合法财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其次，因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更加具体，操作起来对他们更加便利，所以拆迁部门往往更习惯、更倾向于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第三，由于缺乏有效的违宪审查程序和操作机制，很难及时地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加以废止或改进。

　　拆迁需要“原则性暂停”，避免“突击拆迁”

　　中国经济时报：您和其他几位学者在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座谈会时，就建议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关注有些地方出现的突击拆迁现象。您现在了解到的突击拆迁情况是怎样的？

　　王锡锌：突击拆迁是在新条例即将出台而旧条例还在起作用的这个时期，有些地方害怕将来拆迁成本增加，而进行的力度加大的拆迁行为。出台新的拆迁条例是大势所趋，很多地方的开发商就想搭最后一班车。从我收到的信件来看，有些资料里有图片、有视频，很多可能都涉嫌强制拆迁、违法拆迁。

　　如果这些违法拆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当事人很可能没有办法去制止。那么，面对违法拆迁，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法律上的手段来制止？这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提出解决方案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在这个特殊阶段，应该如何防范这些可能会激化矛盾的突击拆迁？

　　王锡锌：我的建议是，国务院应该出台一个文件或通知，规定一些明确的问责制度，明确规定在新的拆迁条例出来之前，要停止拆迁，特别要停止动用暴力的拆迁。我觉得，如果没有紧迫的、明显的公共利益的需要，那么在这个新旧条例交替阶段，任何拆迁都需要停止。现在正值冬天，春节也快来了，我们可以有一个原则性的暂停，从民生的角度来看，更应该如此。